传播要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2005年11月26日）
　　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和谐，仍然会存在矛盾。但和谐社会有着良好的协调机制，可以预先消除不和谐因素、恢复和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现成的机制。传播者有责任使人民了解人大、学习使用人大这一工具。传播业者的任务有：消除“中国不民主”、“中国不可能民主”等误解；宣传介绍人大，主要分三个方面：基层人大的权利非常大，选民可提名推荐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基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打破幻想：不能因为人大存在斗争就否认人大的作用；引导“愤青”们通过竞选人大代表等合法的方法来影响政府，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抓住人大代表竞选活动中的商机，并重视培养政治传播人才；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预研究，防止强势群体利用强大财力为自己进行强力宣传，以免产生新的不平等。

中国东海权益危在旦夕（2005年10月6日）
　　中国政府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议（这个建议本身就有问题，应该收回），是指共同开发东海中线以东部分，现在日本人却偷换概念，要共同开发中线两侧区域，包括连日本自己都没有异议的中线西侧部分！难道一个中国外交官连这点诡计都看不出来？为什么不立即断然拒绝？！什么叫“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行的”？！！难道在日本的得寸进尺面前，步步退让就是中国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美国：精明而不高明（2005年8月19日）
　　中俄两国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俄两国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计划经济思想，但是美国人仍然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自己的敌人。中俄逐渐认识到：美国人根本没打算和中俄一起坐天下。于是，中国和俄罗斯先解决了边界问题，然后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美国的压力。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单相思正式结束了；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重新出现了一个可以和美国对峙的庞大力量；新的冷战又开始了。美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关心和掌握政治的实际上是那些大财团。因此美国政客选择的战略往往不利于美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民主政治的启动钥匙已经在人民手里（2005年6月3日）
　　我们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在以后的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中，应该作到：
　　1，积极提名自己了解和信任的、愿意和能够为选民服务的人作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并积极协助其开展竞选活动；
　　2，了解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思想观点和工作能力，要求候选人本人以及选举活动的组织者主动向选民详细介绍候选人的情况，并满足选民了解有关情况的合法要求；
　　3，在选举中，对自己不认识、不了解、不信任的候选人投弃权票或反对票；
　　4，在人民代表当选后，密切关注他们的工作；如果有人不能为选民利益服务，可通过法定程序尽快罢免，并增补新的合格的人民代表；
　　5，所有愿意和有能力为人民从政的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从竞选和担任人民代表开始，投身政治事业。没有人民的政治家，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日本的战略意图：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2005年4月14日）
　　最近，日本连续高强度、高密度地挑战中国，步步进逼，企图逼迫中国在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之时，提前和日本摊牌。日本是个喜欢而且善于铤而走险的民族，同时又随时准备心甘情愿地向强者投降。中国的政治腐败和军队腐败，是日本相信能够战胜中国的最重要因素。一旦中国对外开战，市场经济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都将被中断。日本还有更具野心的战略目标。中国应该大力进行有效的国际宣传；用战争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坚持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在官员的产生制度方面，可以尝试“两权分立”制度：任命权在上级，弹劾权在百姓。

“两权分立”：任命权在上级，弹劾权在百姓（2005年4月14日）
　　任命权在上级，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独大的现实情况下的现实选择，也是一种合理的平稳过度选择；弹劾权在老百姓，则可以改变官员只对上级负责的情况，迫使官员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个“两权分立”制度也是中国大陆的执政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习惯和学习民主政治的过程，为今后创造和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创造基础。

电影隐性广告的不足及其片外效应的利用（2005年3月23日）
　　本文指出电影隐性广告存在一些不足，这包括：电影隐性广告分散了观众对电影情节的注意力，甚至引发观众反感；受到电影情节的限制，电影隐性广告无法充分或正确表达商品的功能或品牌的内涵；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在影片中是配角，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单纯的“露脸”式电影隐性广告对提高知名度效果有限。笔者认为，在利用电影进行营销时，重点不应该是电影隐性广告本身，而应该是它们的“片外效应”；电影隐性广告也需要仔细的策划和创意。（发表于《当代电影》，2005，no.5）

对“刘亚洲成空报告”的批判和议论(2005年3月1日）
　　军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捍卫本国本民族的领土。如果这个“报告”的确是军人作的，既然他鼓吹“领土不重要”，那么他就没有资格作军人了，建议开除他的军籍。我相信一个军区的政委的水平还不至于低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更愿意认为这个“报告”是反华势力的杰作，妄图以此麻痹中国人，为他们夺取中国领土（台湾岛、钓鱼岛等）创造思想基础。

非母语文字阅读距离引发的装饰美（2004年10月6日）
　　在商品和广告中滥用外文的原因，不仅仅是崇洋媚外、冒充进口商品（或出口转内销商品）或出于对异域文明的好奇。非母语字句的阅读距离可以产生想象空间，引发美感。阅读距离的尺度必须合适，过小无效，过大则不能。观者的美学感受与文字含义有关。汉语拼音字母也有阅读距离，也被用作装饰元素。母语文字的高强度变形和修饰，可以形成和增加阅读距离，引发美感，或抵消贬义文字本身的非美感。音乐中非母语歌词的理解距离，同样能够创造美感。（2004年，发表于《传播学文集》第三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广告应该为促进统一作贡献（2004年）
“今日之中国，明天之美国”系列政治广告

请国台办速看：“台胞证”使台胞两面不是人（2004年4月24日）
　　台湾居民回大陆，拿的是“台胞证”，结果被台湾很多人嘲讽：“你看，你还说自己是中国人，可是大陆方面却说你们是台胞，是台湾人。”台湾人描述这种现象是：“在台湾的中国人，两边不是人”。

面对外国干涉统一者，中国应该做一次无赖（2004年4月5日）
（为《中国研究》“台海统一战争疑难问题”一文所作编者按）
　　“武力统一台湾”这句话只有六个字，但是其背后的复杂，真是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下文作者列出并回答了六十多个问题，使我们可见武统复杂之一斑！因此，武统只能是我们最后的杀手锏，武统只能是我们的最后手段，能不用尽量不用。在武统之前，我们一定要尽量采取和平的手段（当然不是坐等）进行统一。
　　用常规的武统办法，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实力还不能保证绝对有把握在外国干涉时取得胜利，而时间又不允许我们慢慢建设。因此，一旦到了非武统不可的境地，我们中国一定要坚决放弃所谓“千年文明古国”的臭面子，坚决不作所谓“君子”，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作一次小人、作一次无赖，（对外国干涉者）动用或威胁动用任何手段，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国家恐怖主义、暗杀敌国政要等手段，令美国和日本等任何企图干涉我统一战争的国家，不敢蠢蠢欲动。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统一战争也应该改变传统的登陆、建立滩头阵地、逐步推进的办法，而应该使用非传统战法，战前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指出是台独分子把台湾推入战火，明确区分首恶分子、胁从人员和普通人民，进行分化瓦解；用小股精锐部队渗透，定点清除分裂势力头目；远程突然打击使台湾海空防御力量彻底瘫痪，然后大规模空降，占领战略要地，大批部队同时从海路登陆。

民意是可以改变的（2004年3月31日）
（为《中国研究》“无所作为与血战台海之间”一文所作编者按）
　　本编个人非常赞同“在‘无所作为’与‘血战台海’之间，有巨大的空间可供大陆纵横驰骋”这一观点。本编觉得大陆方面（包括民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台湾民意不可逆转。但实际上，“民意”也是可以改变的，关键看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现在无奈地观望，到了台独之日，再来血战台海，显然是这种错误观念的具体体现。

大陆对台工作存在八大思想误区（2004年3月24日）
　　1，台湾是敌占区，只有用军事手段才能打进去
　　2，台湾的未来取决于其“总统”和执政党
　　3，大陆对台湾应该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方针
　　4，台湾人民已经了解了大陆的观点，只是不愿意接受
　　5，大陆的声音在台湾没有人要听
　　6，经营媒介需要很大一笔钱
　　7，对台事务很神秘，只能由有关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研究
　　8，对台工作是政治任务，不能涉及商业行为和商业利益

　　以上八个思想误区，导致了大陆在对台湾的工作中采取不介入、外围旁观、旁敲侧击的原则，不论这些做法在过去是不是有道理或有效，现在和将来却是绝对不够的。大陆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充裕的财力，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和舆论自由，利用台湾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尽早介入台湾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积极地去施加自己的影响，直接影响台湾的民众，“和平演变”，对台独来个釜底抽薪。

　　两岸不仅要有经贸往来，不仅要争取早日“大三通”，而且还要搞“新三通”：思想通，学术通，学子通。

应该正确解读台湾局势（2003年12月24日）
　　1，支持陈水扁，不等于支持“台湾独立”
　　2，竞选纲领不等于执政纲领
　　3，大多数台湾人民希望统一
　　4，大陆方面应该加强解释、说明工作
　　5，朱熔基前总理能不能请台湾记者喝一次茶？
　　6，大陆的文化界、传播学界应该成为统一事业的先头部队

　　笔者于12月16日至20日应邀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和相关活动。其间了解到一些情况，觉得两岸之间存在极大的误解。这一误解是两岸之间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化解这一误解，正确解读台湾局势，有利于避免两岸局面失控，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黄佶台湾行摄影选 2003年12月16日至20日

聚播，现闻，自传播和全传播 （2003年7月23日）
——对传播行为发展情况的概括和研究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使传播行为出现新的模式。本文描述和定义了四种新的传播现象：聚播（Focusmission）——针对特定群体进行的传播行为；现闻（Nows）——信息实时传播的同时，除了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受众个体之间也存在大规模的实时交流；在未来，受众可能可以干预信息源的行为；自传播（Self-diffusing）——信息接受者不断转播信息，信息“自动”地传播开去；全传播（Plenimission）——同时使用多种传播媒介传送同一事物不同形式的信息。笔者除了定义这四种传播形式，创造它们的英文单词，还提出了描述这些现象的定量方法。（2003年，发表于《传播学文集》第一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资本异论》出版（2003年6月）
　　该书得到中华发展基金会的全额资助，由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2003年3月18日）
　　倒萨战争揭开的历史新篇章很可能是这样的：美英发动倒萨战争。伊斯兰世界发动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报复行动。美国、欧洲和世界秩序发生极大的混乱——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袭击的形式和使用的武器——美国和欧洲大城市的水源被同时全面投毒，就足以使我们难以想象事态的严重程度了。……

全成本经济学（2003年2月12日）
——及“旁观者经济学”和“当事人经济学”
　　经济活动是人的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成本”时还应该包括政治方面的成本。随着人类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还应该考虑“生态成本”。不妨把全盘考虑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生态成本的经济学称为“全成本经济学”。“旁观者经济学”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得出“自由贸易永远有利于交易双方”之类结论；“当事人经济学”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现象，并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对策，例如：自由贸易固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也存在一方获利很多、一方获利很少的现象，那么如何增加自己在交易中得到的利益呢？这两种经济学实际上并不矛盾，后者完全可以利用前者的研究成果；而前者的研究者在很多情形中也是一个“当事人”，也存在如何在交易中增进自己的利益的问题。

网络语言：不止是为了输入方便 （2003年1月）
——网络语言生成及流行动因浅析
　　网络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类型。输入便捷是它的成因之一，但是有很多网络词汇不仅输入不简便，反而比输入它们所代替的原词汇更麻烦，或输入它们时，需要增加额外的操作。网络语言的特点是：1，始于输入的简洁，但又不受其束缚；2，可以丰富表达手段，传递微妙感觉；3，形象直观，增强了语言的表现能力；4，可以避免直接使用不雅词汇；5，能够创造独特身份，满足扮演不同角色的需要；6，可用于调侃和幽默，体现或炫耀发言者的智慧和创意；7，用于标新立异，体现个性；8，网络词汇受到一定约束，必须不难理解。（2003年，发表于《传播学文集》第二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广告中的经济学（2002年10月27日）
　　广告最大的作用是移动需求曲线：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同一价格，人们购买特定商品的数量比过去增加或者减少。广告可以为商品增加新的使用价值。广告的问题主要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无法选择观众，结果引起那些不需要这些信息的人的厌恶。为了抵消这一负外部性，广告人便动足脑筋增加广告的正外部性——创意、新奇、惊喜、刺激、壮观、幽默、美女……。广告创意这一产品的市场实际上十分狭小，它的产权也很容易流失。这些都额外地增加了广告创意这一行业的艰辛。是创意带来的幸福感这一正外部效应，支持着广告人殚思竭虑，更吸引着无数新人前赴后继。

政府信用要靠政府自己维护（2002年9月10日）
　　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拆迁旧房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利益冲突的焦点。补偿太低是引发矛盾的原因之一。虽然政府在有关政策中明确提出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但是对“市场价格”定义的理解、估价人的立场等等，都会影响实际的补偿标准。由于涉及巨大的利益，建设单位的态度往往非常强硬，甚至使用下三滥的手法逼迫居民接受拆迁条件。这些强硬的措施，很难想象没有得到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支持或默许。一个讲诚信的政府有责任尽力维持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这实际上是在维护政府自己的信用。

应该对台湾开展“文化统战”（2002年8月）
——经济和文化双管齐下，发展和消独一箭双雕
　　古语说“攻城先攻心”。在祖国统一这一事业中，绝不能忽视文化手段。向台湾人民展现中华文明的华美和伟大，让他们，特别是台湾青少年，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应该成为大陆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人心的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和保证，至少可以延缓分裂。大陆方面应该充分使用电视剧、流行歌曲和电子游戏等各种现代文化娱乐产品，“从娃娃抓起”，让台湾青少年在哈美哈日的同时（“哈”：因热衷而追求、而痴迷、而疯狂），也来哈京哈海（崇尚以北京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上海为象征的中国现代文化）。

《商品交换的秘密》（2002年7月至9月）
　　人民日报社主管的《国际金融报》从2002年7月5日至9月13日分十次连载了《资本异论》的主要内容。

各期标题和发表日期分别是：
　　商品交换的秘密　　　　　　　　　　（2002年7月5日）
　　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　　　（2002年7月19日）
　　不能仅用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2002年7月26日）
　　复杂劳动的简化比例由市场决定　　　（2002年8月2日）
　　稀缺，意味着需要较多的劳动　　　　（2002年8月9日）
　　商人增加了全社会的总劳动时间　　　（2002年8月16日）
　　商品不必“等价交换”　　　　　　　（2002年8月23日）
　　承担生产经营风险是“心力劳动”　　（2002年8月30日）
　　机器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劳动　　　　　（2002年9月6日）
　　问题的核心：劳动生产率　　　　　　（2002年9月13日）

中国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2002年4月25日）
　　土地的自由买卖，可以使土地集中。但中国的政治理论否定了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大量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因为此时土地供应充足）。出卖土地所得的货币，会被迅速消费掉，即使用于投资，很多前农民也会因为力量单薄、缺乏经营经验等因素，而导致手里的资本亏损殆尽。这些都会导致前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为星星之火增添无数干草。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农民以自己拥有使用权（承包）的土地，作为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加到“土地股份有限公司”里去。农民对土地公司有控制权和间接的管理权。

台湾问题：考验自由主义者（2002年4月8日）
　　中国的自由化进程本来进行得好端端的（不否认还存在很多问题，也经常有曲折和倒退），但是美国非要支持台湾独立，逼迫大陆重新恢复军事经济体制，收回来之不易的经济和政治自由。谁对谁错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在“台湾独立”这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上，就应该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我们在向美国学习时，可别遗漏了这一点哟！

如何增产中国中产阶级（2002年1月24日）
　　中产阶级标准可以概括为：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穷人为富人生产”——依赖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国这样的和美国有潜在利害冲突的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或无法完全依赖这种经济形态来发展自己，而应该两条腿走路，同时发展“穷人为穷人生产”这一经济形态。一个经济体，只有自身内部成员相互之间也达成了密切而协调的经济关系，这个经济体才是稳定的。只有依附于一个稳定的经济体，中产阶级本身才可能是稳定的。

伟大的宽带网（2001年12月30日）
　　经济这个东西很奇怪，越是你用我生产的东西、我用你生产的东西，这经济就越发达。如果人人（特别是政府和官营企业）都想一口吃成胖子、一笔买卖就发大财、都想竭泽而渔，价格高得无人问津，经济这头大兽就必然无精打采、萎靡不振。

我看2001年的几件经济（或有关）事件（2001年12月28日）
　　怕有人钻空子、怕国家利益流失，就把大量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扼杀在摇篮里，国家利益是不是损失更大呢？通用、波音、微软、AOL 和雅虎等等早期都极其“微”不足道，这类小企业能够成长为巨人，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值得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们研究和思考。“要鸡下蛋，先让它长大”。对个人和小企业的种种限制，只能捆住诚实经营者的手脚。一个诚实的创业者会被十万元注册资金难倒，但是一个骗子提供一张有一千万元注册资金的证明却不费吹灰之力。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出发点是管住坏人，实际上却是捆住了好人的手脚。中国除了要扶持和加强现有大企业，也应该对可能出现的、类似信息产业这样“一不小心”成了大产业的新事物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奇制胜、超越对手。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劳动价值论？（2001年12月17日）
　　为什么不去追溯一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呢？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家配弟和斯密等人的观点：“商品按照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但是，他们在提出这一观点时都没有进行任何论证，配弟说“我认为”（请见注一），斯密开始很犹豫，说“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随即却未经任何说明便断言商品“当然”按照劳动量进行交换（请见注二）。因此，“商品按照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这一命题本身并不是一个确论。研究劳动价值论，首先应该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两三百年前应该作、但是没有作的工作：研究劳动时间或劳动量能否唯一地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

根除恐怖主义：以消为辅，以防为主（2001年10月17日）
　　先进文明的扩散，对于后进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种扩散不能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移植和类似，还必须深入“心”的层次。采取的形式应该是潜移默化、润心无声，通过向后进地区的人民展现榜样的魅力，使后者心悦诚服，由后者自己选择接受并逐渐进行自我改造，最终脱胎换骨。一种先进的文明或者思想在一片落后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繁衍，和这片土地的态度和状态有关，各位持强硬态度的急性子朋友，应该好好地向当年的传教士们学习，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够赤手空拳地把基督教传遍穷乡僻壤。

美国有病——缺乏自信（2001年10月15日）
　　只有建立在政治和文化优势基础上的帝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千年帝国”。而过度依赖军事优势的帝国，必然在“武力扩张－暴力反弹－武力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耗尽国力。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或者说是处于帝国史转折点上的一个帝国，它迷信军事优势，但是又开始不完全依赖军事优势。这次在打击阿富汗时，边投炸弹边投粮食，攻城又攻心，是一个很显著的标志，这体现出了美国人的反省能力、悟性和智慧。

“公海狮情结”和帝国的衰落（2001年9月30日）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公海狮情结”将越来越难以维持。如果一定要坚持“公海狮情结”，必然会四面楚歌，腹背受敌，防不胜防，最后力不从心，走向衰落。苏联就是最近的例子。当然，美国有所不同，它的政治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不过这能否支撑它成为独步全球的公海狮，我不抱乐观态度。美国在 911 之后四处争取世界舆论的道义支持，说明它也同样如此。

对人类生命的双重标准，是911悲剧的根源之一（2001年9月30日）
　　美国是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它的人民能够制约它的政府。但是在它的政府派出飞机炸死别国人民的时候，它的人民却没有意识到被炸死的非美国人也和自己一样，由父母所生、有亲朋好友、有兄弟姐妹、有夫妻儿女、有喜怒哀乐、会疼也会死，他们幸灾乐祸或者无动于衷，而不是去制约自己的政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对别人的和对自己的灾难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新的两极世界——敢死小队和超级大国（北京时间2001年9月12 1:47 于上海）
　　苏联瓦解后，世界进入了单极时代。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制约美国，惩罚它的过失。正当人们为美国日益肆无忌惮备感忧郁时，出现了一支小小的敢死队，使全世界松了一口气。相信曼哈顿的冲天烟尘也应该能够使美国人认识到：大有大的难处，以后为人处世必须悠着点，不能太“过”。美国应该迅速地、大幅度地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转向与人为善的路线，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人才、经济和科技优势，通过在正当的竞争中取胜来为自己取得利益，同时用这种竞争来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

关于党组织结构改革答读者问（2001年5月14日）
　　党组织的变化形式可能是逐渐淡化组织色彩，放宽入党标准。只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就自然成为党员，再以后党的基层组织逐渐消失。党的中央组织会长期存在。。如果实行多党轮流执政，那么更有存在的理由了。在非内战时期，党的形态的确和战时不同：有一个比较紧密的核心，核心成员之间通过个人魅力、共同的理念和利益、私人友情等因素连接在一起；但是基层组织却相当松散，来去自由。

“慢，就是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答读者（2001年4月28日，5月7日）
　　中国的官员，既是改革的批准者（除非老百姓搞革命），又是改革的对象。这就决定了不能把整个官僚体系作为敌人，而必须分化他们，对大部分没有犯罪、一部分罪行不严重的官员网开一面，集中火力打击少数严重犯罪分子。中国的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剥夺这一权力有两种办法：革命和赎买。后者的代价显然小于前者。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时，默许官员腐败，实际上就是一种赎买，只是以后的措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所以腐败失控。只要最高领导有决心，一点也不难做到。如果江主席明天开始坐吉普车，看还有哪个官员坐轿车？恐怕你请他坐他也不敢坐！

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取渐进方式（2001年4月26日）
　　从事政治活动，不可能作到理想化，有些看似距离最短的捷径，恰恰是苦难深重的弯路，而渐进式的改革，看上去缓慢，但是往往能够达到目的。中国反腐，要两头施力：一头是打击，提高贪腐的成本；另一头是利诱，提高不贪腐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不应该给官员（不应该搞“高薪养廉”）。这种利益应该给不作官的人，这可以诱使人才流向教育、科研和企业。还应该提高退休官员待遇（“高薪养老”），用经济利益来驱动老年官员尽早退下来，鼓励官员在任上不贪腐。

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2001年4月25日）
　1，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采取“渐进”方式
　2，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入手，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消除腐败入手
　3，三大清腐原则：实事求是，平稳过渡，尽量缩小打击面
　4，主要措施之一：主动清理、上缴贪腐所得者，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5，主要措施之二：高薪养老，并且随原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提高
　6，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是一个长过程
　7，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长过程始于辛亥革命
　8，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体制变革诸阶段：推翻帝制，破除世袭制（毛泽东），破除终身制（邓小平），破除“官贵民贱”，实现官民平等，最终建立现代民主制度。

全面认识“民族主义”（2001年4月15日）
　　由于政府不思励精图治或者无法励精图治，无法抵御外部压力，只好节节败退，并把外部压力转移到内部民众身上。最严重的是，政府不但“松手”，而且“松口”——例如承诺共同开发南海。这就留下了无穷隐患，使得大片海域有可能永远失去。如果我们的力量暂时无法控制这一大片海域，我们可以暂时“松手”，但是绝对不能“松口”。实际上，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强于中国。如果民族主义激发了官员和人民的爱国热情，促使人们追寻国家落后的根源，警醒昏睡的国人，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彻底改革、全面改革的动力之一，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应该大力弘扬，至少不应该被看成是洪水猛兽。

对黄佶中美撞机事件文章的质疑和回应（2001年4月13日）
　　宣布责任在美方，但是又不把美国飞行员作为嫌疑犯，中国政府的两个动作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国际争端和国内争端是完全不同的。在国际争端中不可能有一个独立地、超脱自身利益的第三方。任何国家（例如俄国）即使清楚责任完全在某方，也可能因为不愿意得罪它，而做和事佬。……我们中国人应该抛弃“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不能一听见“不依赖外国人”，就认为是在鼓吹搞闭关自守。不能因为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歧视压制中国资本家。

“我操他的奶奶！”编后记（2001年4月12日）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实际上是非常有好感的，这种好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在不断地损耗这些好感。当帐面上出现赤字时，美国再后悔可能已经晚了。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不喜欢扩张。但是长期的、不公正的压力和因此造成的屈辱，会产生强有力的反弹，会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国的年轻人会一代接一代地学习美国的进攻型文化，然后用来对付美国。美国那些眼下看来正确的、精明的遏止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行为，实际上正在悄悄地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培养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中国向美国和世界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2001年4月12日）
……，从这个经济学者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大众认为中国释放美国机组人员，完全是慑于美国的军事威力，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中国这一举动根本没有被他们看作是一个友好的表示。这一做法给美国的信息只能是：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仍然应该用威吓等强硬办法。中国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向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尤其是中国周边野心勃勃的日本、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中国吃硬不吃软。中国总是在干“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事情。

令人遗憾的“遗憾”（2001年4月5日6日之间）
　　即使以后美国真的道歉了，我们也没必要有任何“胜利”的喜悦、有任何“凯旋”的狂喜。查看一下他们的“道歉”原文，也许可以使中国人难以成熟的心冷静一点、早一点脱离幼稚。

三谈中美撞机事件（2001年4月4日）
　　美国挤压中国，是为了寻找中国忍耐程度的底线。如果对它的某次挤压持克制态度，它就知道这一强度的挤压还没有达到临界值，它将继续增大挤压的强度。除非中国打算无限制地克制下去，否则中国早晚要采取强硬立场。越早采取强硬立场，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反而越小。美国不断挤压中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但是过度挤压反而要损害美国利益时，它就会停止挤压，甚至中止鹰派政策。中国今天的“克制”可能反而导致明天更严重的对抗；今天采取强硬态度，是为了明天不必强硬；今天对抗，是为了明天不必对抗。在国际斗争中，“辩证法”仍然是适用的。

我担心中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对内硬、对外软（2001年4月3日）
　　国际斗争，双方都咬得很紧，你退一步，对方便进一步，绝对不会留下真空地带或无主权益。对方的目的不是你眼下让出了的这一寸土地、这一点利益，而是你的全部家当。国际斗争，如同拔河，一点松懈不得，否则一泻千里，无法收拾。中国有这样一种危险的倾向：把中国现代化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外国资本和技术身上，而不打算把自己国内的资本和技术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前者虽然近在眼前，但是需要付出昂贵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后者虽然远水难解近渴，但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对中国的根本利益来说，不仅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反而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更令人担忧的情况是：为了压制国内反对现行外交政策的呼声，对内实行严厉控制政策，结果对外日益软弱，而对内日益强硬。

中国空军为什么不击落入侵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2001年4月2日）
　　中国为什么实行一条软弱的外交路线？理由之一据说是为了避免被别人看作是一种威胁。有十二亿人口、有核武器、有全球投放能力的国家，经济又在迅速发展，难道只靠几张笑脸、几句软话，就能够让别人认为没有威胁、不是威胁吗？中国是一种存在，现在已经相当强大，今后将更加强大，因此，不论我们如何否认，我们就是一种威胁，是对所有邻国的威胁，对美国的威胁，对全世界的威胁。否认自己是“威胁”，不仅不能使别人相信你不是威胁，反而使别人认为你是为了今后成为更大的威胁；宣布（或不刻意否认）自己是威胁，别人不仅不敢来惹你，反而会想方设法取悦你，安抚你。

俄国工人是直接向马克思购买《资本论》的吗？（2001年3月29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商业资本不可能自行增殖，理由是：和商人作生意的 A、B 两人，完全可以不需要商人，因为“A 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 B，B 可以直接向 A 购买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可以直接买卖，所以商人的买进卖出，完全“是多余的，是耍把戏”。但俄国工人是直接向马克思购买《资本论》的吗？如果一个商人把《资本论》从英国运到俄国，就可以为俄国工人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由于这些时间和精力可以用来进行生产劳动、创造价值，因此，贩运《资本论》这一行为等效于增加了俄国工人的总劳动时间，使他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书商的行为等效于进行了劳动、创造了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书商的出现等效于增加了投入生产劳动的总时数或总人数。

关于“民间经济学家”的一点随想（2001年3月28日）
　　我读了很多论文以后，觉得这些批判都没有击中本质的东西。例如，著名的樊刚先生批判了“苏联范式”，言下之意是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错，而是苏式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错了。这显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当然，这也许和社会大环境有关，樊先生为了发表，不得不改头换面，不得不缓和自己的锋芒。但这种大环境的存在本身就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还非常强大、非常深远。又例如，阿夏虽然提倡市场经济，但是其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如果某总书记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胜利结束”，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不就荡然无存了吗？可见这种理论突破虽然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其基础极端脆弱。

光荣的“民间经济学家”及其它小问题（2001年3月26日）
　　“民间经济学家”的蠢蠢欲动、遍地开花，完全是因为“职业经济学家”不能提供“民间”所需的“劳务”——说清问题。一部分职业经济学家叫我们别信马克思、改信“西方经济学”，但是却不说明，或者不能说明，或者说不明为什么不要信马克思、马克思到底错在哪里。另外一部分职业经济学家训斥我们愚蠢，不能“全面”、“正确”、“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不能理解马克思使用的“抽象方法”。他们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化”来搪塞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绝对贫困化”的不解。还有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发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的问题，却不敢说出来。有些职业经济学家虽然勇敢地说出来，却又不敢（或不能）坚决彻底地说清楚。最有趣的是，马克思老先生也是一位“民间经济学家”，他既不是经济学“本科”毕业，也不是哪所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他“不务正业”搞经济学，也是因为不满意当时的“职业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不能对普遍存在的贫穷现象给出理论上的解释。

《资本论》研究和科学精神（2001年3月12日）
　　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的合理上面，还必须从数量上、具体条件和实际运行等诸方面去研究其价值和意义。我们的前辈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喊出了“存在剥削！”的口号。今天我们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因为它说“资本利润完全来自剥削”，这一思想误导无产阶级去消灭资产阶级（实际上应该是制约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并发展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消灭“非无产阶级思想”，最后干脆消灭思想、消灭思想者，使劳动人民自己深受其害。崇敬，但不盲目崇拜；吸收，但是有批判地吸收，也都是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关于“左派”问题的随想（2001年3月3日，13日）
　　1，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左派；
　　2，左派要当心自己走极端：“存在剥削现象”和“资本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有本质区别的；
　　3，左派要当心自己好心干错事、干坏事；
　　4，“饿死三千万”和“饿死三万”是一回事；
　　5，左和右是相对的。右派都被打倒以后，左派中最靠右的或不太左的左派就成了右派了；
　　6，左派的使命不是消灭右派，而是和右派抗衡，保持社会政治天平的平衡；兔死狗烹：没有右派，也就没有人需要左派了；
　　7，左派和右派存在着共同语言——自由；
　　8，在以右为主的社会，向左调整是应该的，但是在以左为主的地方，这种调整也许会导致灾难，或者正是灾难的根源；
　　9，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的名称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不能仅考虑“政治”因素，而不考虑“经济”因素；
　　资本家越多越好。资本家越多，劳动力就越紧俏，其价格（工资）也就越高。

不存在“天堂”或“极乐世界”的逻辑证明（2001年1月31日）
　　在庙里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谁捐的钱越多，他的名字就被书写得越大。这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天堂并不公平。谁的名字写得越大，他引起上帝老儿注意的几率就越高，得到保佑或者进入天堂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最关键的仍然是“有钱”，不论在现世还是在“高世”。穷人的悲剧在于“穷”，而“愚”则使之雪上加霜。

美国不好，不说明“自民平”不好（2001年1月20日）
　　不能因为美国在宣扬“自民平”（自由，民主，平等）的同时干了很多坏事，就否认“自民平”本身。不能把“自民平”看做是美国和西方的专利，也不能因为他们在实行“自民平”方面先走一步就觉得他们样样事情完美无缺。“自民平”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实行“自民平”的人也不是圣人，他们完全有可能对自己自由主义，对别人霸权主义。

新闻学考试：《解放日报》及格，中央电视台不及格（2001年1月18日）
　　《解放日报》把神舟二号返回地球的消息放在上面，把江主席的贺电放在下面；中央电视台先报道江主席发贺电，然后报道飞船返回消息，不仅时间先后不对，而且因果关系混乱。
　　不知道中央电视台会不会因此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

随笔：学习经济学的意义和方法（2001年1月9日）
　　在自然界里，一个过程发生或者不发生、这样进行而不那样进行，取决于这个体系的“总能量”的变化，总能量降低，过程就进行，反而就不进行。例如水往低处流，是因为水的势能降低了。在经济学里，对应这个“能量”的就是“成本”，一样东西能够使人们做某件事情的成本降低，人们就愿意使用、购买，愿意向生产者支付“消费者酬谢”，生产者就愿意生产，反之则无人问津。经济学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学习了力学和热力学，可以知道自然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而没有那种现象；学习了经济学，就可以知道人类社会为什么有这种现象而没有那种现象。

两种革命——兼论不应该“高薪养廉”，而应该“高薪养年”（2000年12月29日）
　　……；2，无组织革命：这种革命没有核心人物，甚至也没有核心组织。特征：原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民心”——雪崩式地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这种革命能够加以“防止”（“防患于未然”），但是无法“制止”（中途强行中止）。中国老百姓是非常不愿意造反的，他们的惰性非常大。中国老百姓造反也需要别人来“逼”。民谚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连造反也是听命于统治者的“不得不”进行的行为，中国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老实温顺啊！

自由的民族主义，民族的自由主义（2000年11月16日）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冲突：民族主义 ＝ 国际自由主义。我们应该对外坚持民族主义，对内实行自由主义。

中国经济学应该是“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2000年11月10日）
　　我们不应该把意识形态看得太重，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应该高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是我们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手段。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应该“不择手段”。

关于“报仇”的读后感（2000年10月8日）
　　“报仇”和“报复”之间的区别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就民族之间的仇恨来说，我们应该追究犯罪者本人的责任，而不是对他们的子女后代进行报复；犯有罪行的民族也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前辈的罪恶。

和“效率”对立的是“伪公平”，而不是“真公平”（2000年9月11日）
　　有两种不同的“公平”：人均的“公平”，按照能力等因素加权的“公平”。真正的“公平”是按照能力、而非按照人头进行的分配，这种“公平”不仅不和“效率”对立，反而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社会和谐发展三要素”：（1）以能力为标准的真公平，（2）效率，（3）保障：保证最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相一致，保证社会成员拥有受教育和创业的平等权利。

理论上要注意反左，实践上要注意反右（2000年7月9日）
　　要求一个具体的自然人或者一个团体，长期冷静客观地兼顾事物的两个侧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应该允许人们持不同的观点，通过他们之间的对峙和牵制，形成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思想状态的平衡。通过从左至右各种思想之间的抗衡，使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思想，动态地处于比较中间、不左不右的位置，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避免忽左忽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才能顺利地前进。

我对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2000年7月8日）
　　资本就象火、电、煤气等等一样，既对工人阶级有用，但是不加防范或防范不严，也会对工人阶级造成伤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消灭资本家，而应该在充分利用他们的同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和有力的制约。极端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实践使人民及其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严重打击，当党中央宣布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理论界用“初级阶段”和“暂时允许剥削”解释党的政策时，整个民族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无条件地放弃对资本家必要的约束和斗争，严重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培养中国小资本家，警惕外国大资本家（2000年5月8日）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家，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家身上。中国人一方面崇洋迷外，给外国资本家很多优惠，另一方面却犯有“恐资症”、“自虐症”，处处为难中国资本家。中国人应该放弃用“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而应该改用“国家”的观点看问题。中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工人实际上是竞争对手，同样，外国的资本家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即使中国人决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应该对台湾开展“文化统战”（2000年5月）
——经济和文化双管齐下，发展和消独一箭双雕
　　古语说“攻城先攻心”。在祖国统一这一事业中，绝不能忽视文化手段。向台湾人民展现中华文明的华美和伟大，让他们，特别是台湾青少年，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应该成为大陆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人心的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和保证，至少可以延缓分裂。大陆方面应该充分使用电视剧、流行歌曲和电子游戏等各种现代文化娱乐产品，“从娃娃抓起”，让台湾青少年在哈美哈日的同时（“哈”：因热衷而追求、而痴迷、而疯狂），也来哈京哈海（崇尚以北京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上海为象征的中国现代文化）。

毛泽东的最大过失是没有“还权于民”（2000年5月3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后，没有利用自己的巨大威望和力量，着手建立一种民主制度，使老百姓可以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和政府以及他自己。因此，当他的思想正确时，中国就走上正确的道路，例如工业化（尽管付出的代价很高）；当他的思想错误时，中国就走上弯路，例如反右和文革。中国目前所有问题的核心仍然在这里：当掌权者的思想正确时，全国人民万幸；当掌权者犯错误时，全国人民虽然“民怨沸腾”却无能为力。由于没有一种和平的机制可以制约和制止掌权者犯错误，所以暴力革命就成了弱势阶级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左派——的唯一希望。

再谈“第四次思想解放是冲破马克思崇拜”（2000年5月2日）
　　“马克思崇拜”的实质是认为马克思不可能犯错误。然而，只要以客观的、而不是崇敬的态度去仔细研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可以发现存在很多严重的低级错误。中国人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一旦发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实践脱节、无法解释客观世界，就说是翻译错误，或者说别人“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愿意、也不敢去怀疑马克思，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存在最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这不也是“马克思崇拜”的表现之一吗？当我们觉得并不存在“马克思崇拜”时，首先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患有“马克思崇拜”症。

这个项目还要不要搞下去？（2000年4月26日）
　　不发达地区农民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实质是通过资本家的中介，把自己的劳动和发达地区进行交换，提高了自己劳动的价值，对三方来说都是利益增殖的，是“三赢”。“极左”之所以要不得，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它总是打着“劳动人民”的旗号，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别的，如果不允许能力强的人通过合法的途径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以此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就必然要把这种能力投放到非法的、或者其它合法的途径上去。用强力手段阻止能力强的人合法致富，建立起来的所谓“平等”是虚幻的，或者是低水平的（共同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对非法致富惩罚不力，对合法致富百般阻挠。

美国工人在为中国创造财富吗？（2000年4月22日）
　　反对“机器能够创造价值”的人认为：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因此，所谓机器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制造机器的工人创造的价值。那么中国工厂使用从美国进口的机器以后，新的价值是美国工人创造的？难道进口的机器越多越好？难道进口的机器越多，外国工人为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因此，“使用机器的工厂的产品的价值是制造机器的工人创造的”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饿死三千万事大，饿死一千万事小？（2000年4月21日）
　　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人数不是三千万，就万事大吉了？这一千多万是什么？是蚂蚁？是尘埃？与此同时还有多少人营养不良、勉强维持生存？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维持一口气不死掉吗？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切断因特网（2000年4月16日）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是“五一六通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将是另一个“通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外国颠覆势力窃取我国重要情报、散布资产阶级反动言论和谣言、传播计算机病毒，决定自今日起切断中国和国际互联网的连接”，同时关闭境内所有电子公告板（BBS）。在“阶级斗争”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理”再多也没有用！没有“扩大化”的绝对标准，没有执行这一标准的强大机构，避免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左派朋友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在进行批评和批判的同时，尊重和保护比你右的“派”。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将这样开始（2000年4月13日）
　　左派们应该知道，一旦比自己右的“派”被消灭了，自己就成了最右的“派”，就成了比自己左的“派”的打倒对象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根本不存在一条现成的、不左不右的道路，正确的路线实际上是从左到右各种思想相互牵制、交融、妥协、平衡的结果。中国人总是在找一个人，找一个“正确路线的代表”，实际上，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思想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各种“不正确”的思想综合以后、正负抵消以后“形成”的。

“我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胜利结束！”（2000年2月2日）
　　通过论证“现在为初级阶段”来证明“应该搞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庄严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胜利结束”，而使这种证明失去意义。因此，这种证明方法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其逻辑基础是极其脆弱的。

马克思捍卫者有三大特点（2000年1月24日）
　　“马克思捍卫者”的确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不应该作“马克思捍卫者”，而是应该作“真理捍卫者”。我们捍卫的应该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真理部分，而非只要是马克思的东西，就无条件地加以捍卫。马克思捍卫者的三个特点分别是：宣扬“任何人没有资格批判马克思”，用马克思的观点捍卫马克思的结论，对马克思实行双重标准。

“马克思崇拜”的表现之一是实行双重标准（2000年1月16日）

论“牛奶倒入阴沟”的起因、避免方法和其它相关问题（2000年1月16日）
　　牛奶卖不掉，原因不是“消费者购买能力过低”；一地鲜牛奶市场存在饱和，并不意味着其它地区奶制品市场存在饱和；牛奶即使是免费送给穷人，也必须包装和消毒，保存和运输；提倡“广告奶”或者“公益奶”；精确预测市场需求、大力开拓市场需求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否认“市场有限”，并不等于否认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市场是无限的（2000年1月6日）
　　“市场”不应该是一个空间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是在消费者的心里。只要人的需求、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市场就没有饱和的时候。市场，或者说消费者的需求，是可以无限开发下去的。只要提供的产品价格足够低（要求生产成本足够低），就会激发起新的消费欲望、产生新的市场。市场是无限维的主观世界，市场是无限的。

《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1999年12月31日完稿）
　　只有劳动时间一个因素，无法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商品不是等劳动价值交换的；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存在非剥削性来源；人类劳动有三种形式：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心力劳动——例如承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机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劳动。（全书内容及相关文章和讨论记录）

订正一个两百年前的错误（1999年11月）
　　两百多年来，对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初版）中“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那段话，似乎没人提出过疑问。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只是斯密先生的想当然而已。实际上，劳动时间只能决定交换比例的范围。而且双方生产同一物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差异越大，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比例范围也越大。因此，劳动时间不是交换比例的决定因素。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是为了节约劳动。正确认识商品交换过程、全面认识利润来源，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以及“重建中国的经济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英语是“一维文字”，汉字是“二维文字”（1999年10月19日）
——关于汉字改革问题的一些思考
　　英语仅通过水平方向的字母变化传递信息，例如“one”和“two”，而汉字可以在垂直方向通过笔划的变化，传递不同的信息，例如“一”和“二”。汉字是二维文字，在同样的“宽度”中，包含了较多的信息，因为它在“高度”方向也可以变化，也可以携带信息。一个汉字不论其写法多么复杂，都只需要两个字节来代表。在汉字的传输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信息根本不需要传输。传输汉字时并非传输它的写法，而仅仅传输它的代码。电脑因为预先存储汉字的二维信息而减少了汉字占用的存储空间和传输带宽。

写于6月3日（1999年6月3日）
　　稳定和变革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两股力量应该在一个地方达到平衡，并形成合力，推动整个国家稳健地向前发展。十年前的悲剧，原因在于这两股力量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机制，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完成这一使命需要的是勇气、想象力和自信心。

关于科索沃战争（两篇）（1999年4月16日）
　　科索沃危机是美国帝国走下坡路的起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头”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宗教的几件必备道具 （1998年12月18日）
　　一个完美的、万能的人物；一本神圣的书；不可思议但是信徒们却毫无异议地接受的传奇；统一的制服，严格的仪式；庄严的音乐，通俗易懂、一学就会的歌曲；使用生活常识来说明问题、听上去非常富有哲理、规劝人们作一个好人的演讲。

关于教育经济（两篇）（1998年11月，12月）
　　教育，科技，生产，消费，是社会生产的四大部门。
　　知识经济后面是什么？是“教育经济”。中国应该先搞教育经济，然后再搞知识经济。中国搞知识经济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搞“教育经济”既可以为“知识经济”打基础，也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需要千百个亿万富翁（1998年10月17日）
　　应该关注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形成的历史。一些最初看起来不过是玩具的东西，给美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创新和创业精神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来源。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正在扼杀青少年的创新精神；而根深蒂固的均富思想和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的长期教育，使所谓“两极分化”在中国被视为大逆不道。其结果必然是限制财富的积累程度，进而扼杀人们的创业和冒险精神。不在这两方面有根本改变，中国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甚至跻身二三流国家的行列也是困难的。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网上如此恶毒地骂人？（1998年6月22日）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争论的输赢看得特别重。可是人无完人，自己的观点难免有被别人驳倒的时候，又不肯认错，最简单最体面的方法就是胡搅蛮缠一番，乱骂臭骂恶骂一通，把争论的焦点移开，连对手也忘了最初大家争论的是什么，结果转败为胜。实际上，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双方都不会有任何收获。在参加辩论时，应该抱着“捍卫真理，而非捍卫脸皮”、“随时准备向真理投降”的态度。

东极和西极——我看克林顿访华（1998年6月16日）
　　美国人认识到，当不能阻止地球上出现美国之外的政治之极时，宁可让中国成为新的、唯一的另一极。……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克林顿来到中国，并且不顾国内强烈的反对，坚持在敏感的六月，在敏感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国人的欢迎。因为他要向全世界、向海内外中国人传达一个信息：美国希望中国长期稳定，美国不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另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地球会有四个极：南极，北极，西极（美国）和东极（中国）。

第四次思想解放：冲破“马克思崇拜”（1998年6月2日）
　　“马克思”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独裁者”手中的镇压工具。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斗争”概念的根源，而“阶级斗争”又是“左”的根源。“马克思崇拜”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实际上，我们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始终要考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经济的和政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本来就不应该盲目崇拜任何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而是它的手段。

教授之逝世和儿童学拼音（1998年1月7日）
　　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新比知识更加重要。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带着空白的、没有任何成见的脑袋来到世界，用他们自己的感官感受这个世界，得出自己的结论，往往会产生前人所不可能有的创新思维，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大自然没有违背她的基本规律：牺牲局部，发展整体。学习前人知识的过程，也是“后生”们重新审视前人对世界的理解的过程。

黄佶政治经济文集：国内政治（台湾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