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文集：经济学 目录及摘要 <近文居上>

大投资不应该忘记网上中文内容的建设（2008年12月2日）
　　中央和地方的大投资，也应该考虑网络中文内容建设等“软项目”。中国有两亿多网民，大多数是青少年，应该大力建设网上的中文教育内容。靠常规的经营模式，是很难维持和发展的。应该由国家来买单建设。网上视频内容对于争夺青少年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大力投资支持视频网站，使它们度过难关。电视台有大量优秀节目，国家可以购买这些节目的版权，无偿提供给视频网站。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网上的文字、图片、影视资料，将来也会成为史料、文物。网上内容的永久保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大产业。

否定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否定存在剥削现象（2008年11月19日）
　　剩余价值理论说的不是“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象”，而是“资本家的利润完全来自对工人的剥削”，否则就没有必要消灭资产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一证明资本所有可能的利润来源都只能是来自对工人的剥削，其目的就是要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对工人的剥削”。否定剩余价值理论，否定的仅仅是这个“完全”。

劳动量并不决定商品的价值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2008年6月30日）
　　“价值”是人们对商品交换能力的主观评估。商品的价格和其价值成正比例关系。价值是主观的。同一个人对同一物品的价值评估值在不同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影响价值的因素很多。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人们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评估值。买卖双方的价值评估值达成一致时，商品才能成交，成交价即双方的价值评估值。在成交时，价值必然等于价格（插图）。私有制不是发生剥削现象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发生剥削现象。消除剥削的正确方法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大力增加资本家，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扭转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

现代国际奴隶制度的核心就是专利技术（2008年3月2日）
　　美国的专利技术和产品处于垄断地位，掌握着定价权，可以卖很高的价格，中国人为了使用，不得不花大量美元去购买。而中国的出口商品没有技术含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够买到，于是只能卖低价。结果，中国人加班加点、厕所也不能多去、拿着极低的工资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大量东西，只能换来美国人很少的东西。中国人等于在为美国人做奴隶。

张小盒：白领和雇主间尖锐矛盾的标志（2007年5月13日）
　　“张小盒”是最近疯狂流行的一位漫画主人公。他的脑袋是一个方方的盒子。他天天加班，却没有加班费；他被老板欺负了，却不敢反抗；他没有时间谈恋爱，下班后很孤独，……。白领们争相把张小盒的图象贴在自己的手机、提包、汗衫和笔记本电脑上。政府应该保护白领的正当权益，严格监督各公司企业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让外国资本对中国的高端人才资源竭泽而渔，在战略上是非常错误的。

纳什均衡和黄佶均衡（2007年5月11日）
　　纳什均衡：不涉及外部因素时的稳定博弈结果，双方都不能得到最佳结果。黄佶均衡：涉及义气和信仰等外部因素时的稳定博弈结果，双方都能够得到最佳结果。

由疯狂追星族想到“非理性经济学”（2007年4月4日）
　　摘要：“非理性”实际上是“非正常理性”。Non-rational behavior is in fact an abnormal rational behavior. 非理性人的“理性”和普通人的“理性”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或参数。通过对比不同人群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值，我们可以理解非理性人的行为。对不同事物的评价值，可以通过测量获得。例如请被测试者对各种事物按照他们自己认为的重要性、意义或价值进行排序。位置越前的事物，评价值也越高。非理性行为是可以矫正和治疗的。

复地纠纷引发的话题：中国企业应该迅速改变观念（2007年3月15日）
　　中国企业应该改变过去的观念：以搞定官方为上、为荣，却不以失信于民为憾、为耻。中国企业应该从“官方导向”、“利润导向”转变为“民众导向”、“信誉导向”。

在中国，经济学中“寡头垄断”这部分要补充（2006年2月23日）
　　在中国，寡头企业是国家的，政府可以在管制它价格的同时，迫使它保持甚至提高产量。做不到就换人（因为国家知道自己给它的指标是合理的、是可以在改善管理后做到的）。

《资本异论》出版（2003年6月）
　　该书得到中华发展基金会的全额资助，由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全成本经济学
　——及“旁观者经济学”和“当事人经济学”（2003年2月12日）
　　经济活动是人的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成本”时还应该包括政治方面的成本。随着人类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还应该考虑“生态成本”。不妨把全盘考虑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生态成本的经济学称为“全成本经济学”。“旁观者经济学”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得出“自由贸易永远有利于交易双方”之类结论；“当事人经济学”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现象，并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对策，例如：自由贸易固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也存在一方获利很多、一方获利很少的现象，那么如何增加自己在交易中得到的利益呢？这两种经济学实际上并不矛盾，后者完全可以利用前者的研究成果；而前者的研究者在很多情形中也是一个“当事人”，也存在如何在交易中增进自己的利益的问题。（全文）

广告中的经济学（2002年10月27日）
　　广告最大的作用是移动需求曲线：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同一价格，人们购买特定商品的数量比过去增加或者减少。广告可以为商品增加新的使用价值。广告的问题主要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无法选择观众，结果引起那些不需要这些信息的人的厌恶。为了抵消这一负外部性，广告人便动足脑筋增加广告的正外部性——创意、新奇、惊喜、刺激、壮观、幽默、美女……。广告创意这一产品的市场实际上十分狭小，它的产权也很容易流失。这些都额外地增加了广告创意这一行业的艰辛。是创意带来的幸福感这一正外部效应，支持着广告人殚思竭虑，更吸引着无数新人前赴后继。（全文）

《商品交换的秘密》（2002年7月至9月）
　　人民日报社主管的《国际金融报》从2002年7月5日至9月13日分十次连载了《资本异论》的主要内容。

各期标题和发表日期分别是：
　　商品交换的秘密　　　　　　　　　　（2002年7月5日）
　　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　　　（2002年7月19日）
　　不能仅用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2002年7月26日）
　　复杂劳动的简化比例由市场决定　　　（2002年8月2日）
　　稀缺，意味着需要较多的劳动　　　　（2002年8月9日）
　　商人增加了全社会的总劳动时间　　　（2002年8月16日）
　　商品不必“等价交换”　　　　　　　（2002年8月23日）
　　承担生产经营风险是“心力劳动”　　（2002年8月30日）
　　机器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劳动　　　　　（2002年9月6日）
　　问题的核心：劳动生产率　　　　　　（2002年9月13日）

中国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2002年4月25日）
　　土地的自由买卖，可以使土地集中。但中国的政治理论否定了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大量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因为此时土地供应充足）。出卖土地所得的货币，会被迅速消费掉，即使用于投资，很多前农民也会因为力量单薄、缺乏经营经验等因素，而导致手里的资本亏损殆尽。这些都会导致前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为星星之火增添无数干草。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农民以自己拥有使用权（承包）的土地，作为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加到“土地股份有限公司”里去。农民对土地公司有控制权和间接的管理权。（全文）

如何增产中国中产阶级（2002年1月24日）
　　中产阶级标准可以概括为：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穷人为富人生产”——依赖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国这样的和美国有潜在利害冲突的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或无法完全依赖这种经济形态来发展自己，而应该两条腿走路，同时发展“穷人为穷人生产”这一经济形态。一个经济体，只有自身内部成员相互之间也达成了密切而协调的经济关系，这个经济体才是稳定的。只有依附于一个稳定的经济体，中产阶级本身才可能是稳定的。（全文）

伟大的宽带网（2001年12月30日）
　　经济这个东西很奇怪，越是你用我生产的东西、我用你生产的东西，这经济就越发达。如果人人（特别是政府和官营企业）都想一口吃成胖子、一笔买卖就发大财、都想竭泽而渔，价格高得无人问津，经济这头大兽就必然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全文）

我看2001年的几件经济（或有关）事件（2001年12月28日）
　　怕有人钻空子、怕国家利益流失，就把大量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扼杀在摇篮里，国家利益是不是损失更大呢？通用、波音、微软、AOL 和雅虎等等早期都极其“微”不足道，这类小企业能够成长为巨人，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值得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们研究和思考。“要鸡下蛋，先让它长大”。对个人和小企业的种种限制，只能捆住诚实经营者的手脚。一个诚实的创业者会被十万元注册资金难倒，但是一个骗子提供一张有一千万元注册资金的证明却不费吹灰之力。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出发点是管住坏人，实际上却是捆住了好人的手脚。中国除了要扶持和加强现有大企业，也应该对可能出现的、类似信息产业这样“一不小心”成了大产业的新事物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奇制胜、超越对手。（全文）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劳动价值论？（2001年12月17日）
　　为什么不去追溯一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呢？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家配弟和斯密等人的观点：“商品按照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但是，他们在提出这一观点时都没有进行任何论证，配弟说“我认为”（请见注一），斯密开始很犹豫，说“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随即却未经任何说明便断言商品“当然”按照劳动量进行交换（请见注二）。因此，“商品按照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这一命题本身并不是一个确论。研究劳动价值论，首先应该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两三百年前应该作、但是没有作的工作：研究劳动时间或劳动量能否唯一地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 （全文）

俄国工人是直接向马克思购买《资本论》的吗？（2001年3月29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商业资本不可能自行增殖，理由是：和商人作生意的 A、B 两人，完全可以不需要商人，因为“A 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 B，B 可以直接向 A 购买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可以直接买卖，所以商人的买进卖出，完全“是多余的，是耍把戏”。但俄国工人是直接向马克思购买《资本论》的吗？如果一个商人把《资本论》从英国运到俄国，就可以为俄国工人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由于这些时间和精力可以用来进行生产劳动、创造价值，因此，贩运《资本论》这一行为等效于增加了俄国工人的总劳动时间，使他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书商的行为等效于进行了劳动、创造了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书商的出现等效于增加了投入生产劳动的总时数或总人数。（全文）

关于“民间经济学家”的一点随想（2001年3月28日）
　　我读了很多论文以后，觉得这些批判都没有击中本质的东西。例如，著名的樊刚先生批判了“苏联范式”，言下之意是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错，而是苏式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错了。这显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当然，这也许和社会大环境有关，樊先生为了发表，不得不改头换面，不得不缓和自己的锋芒。但这种大环境的存在本身就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还非常强大、非常深远。又例如，阿夏虽然提倡市场经济，但是其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如果某总书记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胜利结束”，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不就荡然无存了吗？可见这种理论突破虽然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其基础极端脆弱。（全文）

光荣的“民间经济学家”及其它小问题（2001年3月26日）
　　“民间经济学家”的蠢蠢欲动、遍地开花，完全是因为“职业经济学家”不能提供“民间”所需的“劳务”——说清问题。一部分职业经济学家叫我们别信马克思、改信“西方经济学”，但是却不说明，或者不能说明，或者说不明为什么不要信马克思、马克思到底错在哪里。另外一部分职业经济学家训斥我们愚蠢，不能“全面”、“正确”、“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不能理解马克思使用的“抽象方法”。他们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化”来搪塞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绝对贫困化”的不解。还有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发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的问题，却不敢说出来。有些职业经济学家虽然勇敢地说出来，却又不敢（或不能）坚决彻底地说清楚。最有趣的是，马克思老先生也是一位“民间经济学家”，他既不是经济学“本科”毕业，也不是哪所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他“不务正业”搞经济学，也是因为不满意当时的“职业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不能对普遍存在的贫穷现象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全文）

《资本论》研究和科学精神（2001年3月12日）
　　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的合理上面，还必须从数量上、具体条件和实际运行等诸方面去研究其价值和意义。我们的前辈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喊出了“存在剥削！”的口号。今天我们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因为它说“资本利润完全来自剥削”，这一思想误导无产阶级去消灭资产阶级（实际上应该是制约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并发展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消灭“非无产阶级思想”，最后干脆消灭思想、消灭思想者，使劳动人民自己深受其害。崇敬，但不盲目崇拜；吸收，但是有批判地吸收，也都是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全文）

不存在“天堂”或“极乐世界”的逻辑证明（2001年1月31日）
　　在庙里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谁捐的钱越多，他的名字就被书写得越大。这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天堂并不公平。谁的名字写得越大，他引起上帝老儿注意的几率就越高，得到保佑或者进入天堂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最关键的仍然是“有钱”，不论在现世还是在“高世”。穷人的悲剧在于“穷”，而“愚”则使之雪上加霜。（全文）

随笔：学习经济学的意义和方法（2001年1月9日）
　　在自然界里，一个过程发生或者不发生、这样进行而不那样进行，取决于这个体系的“总能量”的变化，总能量降低，过程就进行，反而就不进行。例如水往低处流，是因为水的势能降低了。在经济学里，对应这个“能量”的就是“成本”，一样东西能够使人们做某件事情的成本降低，人们就愿意使用、购买，愿意向生产者支付“消费者酬谢”，生产者就愿意生产，反之则无人问津。经济学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学习了力学和热力学，可以知道自然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而没有那种现象；学习了经济学，就可以知道人类社会为什么有这种现象而没有那种现象。（全文）

中国经济学应该是“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2000年11月10日）
　　我们不应该把意识形态看得太重，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应该高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是我们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手段。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应该“不择手段”。（全文）

培养中国小资本家，警惕外国大资本家（2000年5月8日）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家，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家身上。中国人一方面崇洋迷外，给外国资本家很多优惠，另一方面却犯有“恐资症”、“自虐症”，处处为难中国资本家。中国人应该放弃用“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而应该改用“国家”的观点看问题。中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工人实际上是竞争对手，同样，外国的资本家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即使中国人决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全文）

这个项目还要不要搞下去？（2000年4月26日）
　　不发达地区农民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实质是通过资本家的中介，把自己的劳动和发达地区进行交换，提高了自己劳动的价值，对三方来说都是利益增殖的，是“三赢”。“极左”之所以要不得，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它总是打着“劳动人民”的旗号，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别的，如果不允许能力强的人通过合法的途径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以此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就必然要把这种能力投放到非法的、或者其它合法的途径上去。用强力手段阻止能力强的人合法致富，建立起来的所谓“平等”是虚幻的，或者是低水平的（共同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对非法致富惩罚不力，对合法致富百般阻挠。（全文）

美国工人在为中国创造财富吗？（2000年4月22日）
　　反对“机器能够创造价值”的人认为：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因此，所谓机器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制造机器的工人创造的价值。那么中国工厂使用从美国进口的机器以后，新的价值是美国工人创造的？难道进口的机器越多越好？难道进口的机器越多，外国工人为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因此，“使用机器的工厂的产品的价值是制造机器的工人创造的”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全文）

论“牛奶倒入阴沟”的起因、避免方法和其它相关问题（2000年1月16日）
　　牛奶卖不掉，原因不是“消费者购买能力过低”；一地鲜牛奶市场存在饱和，并不意味着其它地区奶制品市场存在饱和；牛奶即使是免费送给穷人，也必须包装和消毒，保存和运输；提倡“广告奶”或者“公益奶”；精确预测市场需求、大力开拓市场需求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否认“市场有限”，并不等于否认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全文）

市场是无限的（2000年1月6日）
　　“市场”不应该是一个空间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是在消费者的心里。只要人的需求、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市场就没有饱和的时候。市场，或者说消费者的需求，是可以无限开发下去的。只要提供的产品价格足够低（要求生产成本足够低），就会激发起新的消费欲望、产生新的市场。市场是无限维的主观世界，市场是无限的。（全文）

《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1999年12月31日完稿，2003年6月出版）
　　只有劳动时间一个因素，无法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商品不是等劳动价值交换的；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存在非剥削性来源；人类劳动有三种形式：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心力劳动——例如承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机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劳动。（全书内容及相关文章和讨论记录）

订正一个两百年前的错误（1999年11月）
　　两百多年来，对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初版）中“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那段话，似乎没人提出过疑问。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只是斯密先生的想当然而已。实际上，劳动时间只能决定交换比例的范围。而且双方生产同一物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差异越大，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比例范围也越大。因此，劳动时间不是交换比例的决定因素。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是为了节约劳动。正确认识商品交换过程、全面认识利润来源，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以及“重建中国的经济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全文）

关于教育经济（两篇）（1998年11月，12月）
　　教育，科技，生产，消费，是社会生产的四大部门。
　　知识经济后面是什么？是“教育经济”。中国应该先搞教育经济，然后再搞知识经济。中国搞知识经济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搞“教育经济”既可以为“知识经济”打基础，也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全文）

中国需要千百个亿万富翁（1998年10月17日）
　　应该关注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形成的历史。一些最初看起来不过是玩具的东西，给美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创新和创业精神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来源。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正在扼杀青少年的创新精神；而根深蒂固的均富思想和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的长期教育，使所谓“两极分化”在中国被视为大逆不道。其结果必然是限制财富的积累程度，进而扼杀人们的创业和冒险精神。不在这两方面有根本改变，中国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甚至跻身二三流国家的行列也是困难的。（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