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文集：国内政治 目录及摘要 <近文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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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渐进的新闻改革：制约地方官员滥用国家暴力机器（2009年1月4日）
　　官方媒介怕影响不好而不报道官员的恶行，实际上是“掩耳盗铃”：贪官盗铃，媒介掩老百姓的耳朵。结果老百姓以为整个党和政府都是一伙的，都参与了“盗铃”。要赢得民众支持，重要的是不让贪官“盗铃”。本文提出一项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改革措施：媒介由上级管理：市一级的媒介归省里管；省一级的媒介归中央管。媒介为了吸引读者，将积极监督本地官员，但又不至于失控。新闻改革和民主进程一样，也应该是渐进的。

对人大的领导应该体现为占据多数席位（2009年1月2日）
　　只有在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党才能实现对人大的领导。地方党组织在允许和鼓励党外民间人士竞选人大代表时，不应该安于做一个宽容的接受挑战者，还应该积极组织优秀党员为民维权，获得人民支持，赢得人大竞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适合执政党。对于执政党来说应该是“笔杆子里面出政权”——执政地位来自选民填写选票的那支笔。

消除金钱政治的妙法：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2008年12月23日）
　　假设穷人推举的候选人只募集到一万元选举经费，而富人推举的候选人募集到九万元，那么两个候选人平分这十万元经费，每人可以有五万元竞选宣传费用。这可以消除金钱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你可以用选票支持张三，但不能用钞票支持张三”。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既得利益阶层拥有大量财富。如果不能消除金钱对选举的影响，即使搞了民主政治，中国的穷人仍然没有发言权，而且情况可能更糟。

“08宪章”体现了旧的民主观（2008年12月19日）
　　不应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上面”。应该脚踏实地，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打破中国民主政治启动阶段“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怪圈。应该学会政治家必要的策略和狡黠。虽然民主自由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也是一种普世价值。

中国民主进程的轨迹初见端倪（2008年11月24日）
　　中国的政治变革将和经济变革有相似的特点：在压力下被迫启动，农民先杀出一条血路，增量改革。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政府不应该、不可能、也不必象二十年前那样进行处理了。中央政府的战略应该是：默许民间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默许民间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要把这些力量及时引导到人大这一制度中去，成为一种稳定的、理性的、合法的力量。可允许中国国民党党员进入大陆，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推动大陆的民主政治进程。

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战略和策略（2008年10月8日）
　　外六篇：人大：新政治家的课堂和实习场所（2008年10月5日）
　　　　　　提高国民政治素质：任重道远（2008年10月9日）
　　　　　　建议：成立“人大代表后援会”（2008年10月11日）
　　　　　　撤官员的职不如降职使用（2008年10月12日）
　　　　　　中国民主政治的人力资源在哪里？（2008年10月28日）
　　　　　　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中国不会崩溃（2008年11月8日）

给中国开的药方：建立双线平行权力结构（2008年9月24日）
　　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平级的、及时的、预防性的制约机制，而不是等到问题爆发了、中央“震怒”了才来做事后补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现成的机制，能够“近水救近火”。应该把党委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人大，用人大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工作，形成人大和政府的双线平行权力结构。

建议：国共两党分别跨海峡发展党组织并参政议政（2008年6月13日）
——国家统一和政治改革一箭双雕
　　建议大陆允许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发展组织，参加人大竞选，形成监督政府和执政党的力量，帮助共产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交换，中国共产党获准去台湾发展，竞选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如果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和其他党派联合控制台湾议会，并获得台湾最高行政权力，可以修改台湾宪法，和大陆实现统一。

思想解放三内容：党的领导，马克思，宗教（2008年5月18日）
　　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我们应该树立以下三方面正确的思想：党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存在错误之处；应该大力发展宗教。我们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是：土地私有化、土地可自由买卖。

中国农民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2008年1月6日）
　　2007年12月，黑龙江省、陕西省和江苏省一些村庄的十几万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对三地农民的行为，中央不应该持完全否定的立场，更不能指示当地政府强力镇压。当然，三地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和中国的宪法及政治理论都是冲突的。对此，中央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心得体会
（2007年11月14日）
　　建设中国民主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呼吁最高领导给予更多的权力或重申法律早就已经给予的权力，而是去真正地兑现这些权力。中国民主建设的工作不必等待最高领袖发布新的指示，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1，积极靠拢敢于对政府错误决策提出批评的人大代表，支持他们的工作；2，积极提名和协助能够代表选民利益的人士竞选人大代表，或自己亲自竞选人大代表；3，对于官员在选举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和小动作等，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必要时向法院提出起诉。

理性、合法、策略、积极地推进中国民主建设（2007年11月9日）
　　毛时代收拾烂摊子；邓时代把中国从国家官僚资本经济转化为自由市场经济；江时代进行原始积累；胡时代回头关注穷人。四个时代是中国不得不经历的阶段，都是互为因果的。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没有伟人的时代。但中央的权威也受到挑战，于是，“民主”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答案。这是中共高层真搞民主的原因。在民主政治刚刚启动时，不应提出非常尖锐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策略是政治的生命。没有正确的策略，就没有成功的政治。目前阶段，有志于中国民主建设的人士可以以各地各级人大代表（包括全国人大代表）为核心，逐步形成各种形式的游说群体、智囊群体、协助群体。

执政权的分割和鲇鱼效应（2007年7月27日）
　　中共在初创时期、在战争时期，面对强敌，能够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壮大，是因为在外敌的压力下，不得不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才免于被敌人消灭。中共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就是没有外敌了，因此思想松懈了，脱离人民了，甚至把自己当作了人民的主人。执政权是可以分割的，这种分割既包括执政权种类的分割，也包括执政权在地域上的分割。中国某县人大选举出非中共县长，不会影响中共的执政地位，反而有利于中共惊醒，改进工作。

中国政治民主可采纳的实际过渡路线（2007年7月25日）
　　要在中国平稳地实现民主政治，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中国的民主政治可以从三个方面依次着手，逐步推进：（1）利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对立力量，相互制约，实现党内民主；（2）利用人大，建立人民对执政党的制约机制，解决党政不分问题，同时保持执政党对政府的制约；（3）人大是中国最现成的民主制度，党外人士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我们应该相信中共中央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诚心。即使完全从党的利益出发，它也会这样做。因为苏共的命运和中共近年的历史都证明了：不把党交给人民去监督制约，党就会脱离人民，就可能被人民抛弃。

理性看待非中共人士被任命为政府官员（2007年6月8日）
　　官员贪污腐败，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没有人监督和制约他。非中共官员如果没有人监督和制约，将来也会贪污和腐败。中国老百姓对执政党和政府不满的原因是：党和政府的官员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所以，中共要挽回人民的信任，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应该解决如何监督和制约自己的官员的问题。这才是治本的方式。任命几个党外人士做官，不过是在作秀而已。

张小盒：白领和雇主间尖锐矛盾的标志（2007年5月13日）
　　“张小盒”是最近疯狂流行的一位漫画主人公。他的脑袋是一个方方的盒子。他天天加班，却没有加班费；他被老板欺负了，却不敢反抗；他没有时间谈恋爱，下班后很孤独，……。白领们争相把张小盒的图象贴在自己的手机、提包、汗衫和笔记本电脑上。应该政府保护白领的正当权益，严格监督各公司企业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让外国资本对中国的高端人才资源竭泽而渔，在战略上是非常错误的。

通过人大这一机制制约中共党内的腐败（2007年5月7日）
　　中共中央可以逐渐试点，要求各级党委逐步退出参与具体的政府行政工作，把力量转移到人大，通过法定程序，推选合适的中共党籍人士担任当地政府官员，并建立各种专业委员会，监督和引导政府的工作。各级党委成员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直接参与当地政府的行政工作。与此同时，改变对党委工作的考核标准，不再是 GDP，而是群众的满意度。这个机制的核心是：不直接碰钱的党委一班人，监督直接碰钱的政府官员。由于前者权力和后者一样大，甚至更大，这样的制约机制才能够有效地运作起来。党组织在人大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可以用一句戏剧性的话来归纳党委的主要工作：“微服私访”。

《民主实论》目录（2007年5月2日）
　　这是《民主实论——关于中国民主建设实际问题的思考》一书的初步目录。写出目录，也标志着写作的开始。我是个懒散的人，欢迎大家督促、指教。

中国现在的民主是一种“大循环民主”（2007年5月2日）
　　大循环民主是事后型的，启动门槛非常高，往往是在社会付出高昂成本之后，执政党和政府的威望受到重大的损害之后，才能够启动。大循环民主的“循环”次数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很多错误的确能够纠正，但是人已经死了、社会的损失已经产生了，民心已经偏离了。民心的偏离即使能够扳回来，但是完全扳回来是不可能的。剩余的偏离会逐渐积累，达到临界值后，在某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最终导致“覆舟”事变。这一过程将非常短暂，根本无法阻挡。

民主机制的运作成本：社会应该在经济上补偿民意代表（2007年5月2日）
　　民主政治是一个很奢侈但是也非常有必要的玩意。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担任民意代表，才有能力和狡猾的官员进行斗争。他们把大量精力转移到政治上，其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为民服务的信念以及从政热情固然可以使很多人不介意这一高昂的机会成本，但这毕竟会使很多本来可以做民意代表的人拒绝做民意代表。为了使足够多的人来竞选担任民意代表，为了使他们安心地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用于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工作，社会有必要对民意代表进行经济补偿。民意代表还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例如政府和官员的迫害。社会也应该对他们承担的这些风险给予补偿，并在必要时为他们提供保护措施。

应该早日公布战后台湾的政治制度设想（2007年2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行政区政权框架：1，总督（或中央特派代表）：由大陆派遣和任命的人担任；2，台湾特区政治协商会议：由总督、台湾省各党派首脑、政治组织首脑、社会著名人士、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代表组成；3，特区区长：台湾特区议会选举产生；4，台湾特区议会：议员由市县议会选举产生；5，市县议会：议员由选区内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台湾民众知道了武力统一后会失去很多利益，就会倾向和平统一；知道武力统一后还能够保留很多东西，就不会拼死反抗。

两手都要硬：对外备战，对内反腐（2007年2月3日）
　　中国国内现在的矛盾非常严重。矛盾重心已经从“贫富对立”转移到了“官民对立”。现在的官员，能够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相对于他们的付出，实际上已经非常高了，只是他们在没有失去这些东西之前，是不会感觉到其宝贵的。可以让每个官员去监狱体验一下生活。例如周末住进监狱，穿统一的狱服，住狭小拥挤的牢房，睡硬板床，没有空调，吃普通的食物，进行单调机械的体力劳动，按照统一的作息时间表就寝和起床、出操，被狱头欺负殴打。周一再换回西服去上班。为了挽救一些同志，还不妨让他们体验一次被枪毙的感觉。

大国崛起的最基本条件：基层高度民主，中央高度集权（2006年12月10日）
　　什么是“大国崛起型民主”？就是基层高度民主，中央高度集权。基层为什么必须高度民主？如果基层官员工作效率低下，在基层政府办个事、盖个图章需要十年八个月，基层官员又高度腐败，勾结资本压榨劳动者，对污染环境、糟蹋资源的行为不做干涉，这个大国别谈崛起，能够不官逼民反、四分五裂就上上大吉了！中央为什么要高度集权？因为如果中央过于民主，必然天天争论、处处相互牵制，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难以作出及时的和大刀阔斧的决策。印度这样一个议会里天天争吵、几十年做不出一项革命性决议的大国是不可能崛起的。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参加有感（2006年12月2日）
　　一个国家的希望本来应该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但是中国政府现在用几十亿“科研经费”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人物牢牢地“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那么中国的前途只能依靠国家最高层官员的良心和自觉了。

勾勒中国的新指导思想（四百字版）
　　作为论文提要发表于《社会进步与人文素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06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欲做人民代表，先去代表人民（2006年11月4日）
　　有意在中国实践民主的人士，应该在平时就积极主动地代表选区人民的利益，例如居民反对违章搭建、非法养狗，就应该积极地代表居民的利益向政府部门报告、向媒介反映，等等，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让人民群众认识你、了解你、信任你，把你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知识分子是有国籍的（2006年10月7日）
　　要把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不能因为对政府不满，就不维护国家的利益，就帮外国人说话。政府不好，是内政问题。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强制其改变，但是不应该放弃或牺牲国家的利益。因为国家是人民的，不是政府官员的。

中国实现民主政治需要无数个彭德怀（2006年9月26日）
　　党内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应该从依赖各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转变为鼓励进行党内制约斗争，既在思想上鼓励彭德怀式的斗争精神，也在制度上建立相应的规定，使得党内不再出现有人能够独断专行的情况。在各级党委内部，应该建立一种新的书记制度。各级党委成员只分“书记”和“委员”，书记有多位。其中一位是“执行书记”。执行书记的权力和其他书记一样大，执行书记的差别主要是要负责主持党委会议，以及在形式上代表当地党组织。进行重大决策时，各书记都只有一票，并一律进行无记名投票。新的书记制度还应该把书记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作为各位书记的一项基本责任。如果某书记犯了严重错误，其他书记也要受到一定的处罚或降级处理。

整治中国共产党的三个立杆见影的简单办法（2006年9月3日）
　　第一个办法，基层党支部或党委在选举支书或书记时，在决定党的重要事务时，实行无记名投票。第二个办法，开除出党的门槛和入党的门槛一样高。第三个办法：党员犯罪，罪加一等。

上海：五年一次的民主实践课又要开始了（2006年8月14日）
　　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本市区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在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期间同步进行。上海地区热心中国民主政治的人，可以通过竞选人大代表、在人大中制约政府官员，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逐步实现。我们要树立一个新观念：有人阻挠民主政治的落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连“公共场所不得吸烟”这么小的法规的落实，都需要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都要做好和吸烟者吵架甚至打架的思想准备，更何况落实人大民主呢？

中国的教育的确是义务的（2006年8月4日）
　　中国教育的问题这么大，国务院和教育部有责任。全国人大应该组成有关教育工作的委员会，进行调查，监督指导教育部的工作，对教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应该提出质讯，必要时罢免有关官员。全国人大那么多人民代表，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质疑教育部的工作，是失职的表现。基层人大在教育问题上也是大有可为的。有志于中国政治进步的人，不应该再舍近求远去研究和寻找其它民主政治制度的方案，而应该仔细研究中国的人大制度，利用人大制度在中国现在就立即开始实践民主政治。

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失败谈起（2006年8月2日）
　　现在我能够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为什么基层的普通群众对干部和官员会有这么强烈的深仇大恨，为什么革命的浪潮会在瞬间席卷中国大地。因为“领导”们都太不象话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得太远、太猖獗了。今天的情况更严重。但是我们不能用类似文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中国有一个现成的、合法的民主机制——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应该破除一个旧观念：民主就是官员主动地来请“民”去做“主”。

中国应该有一个宗教（1，2） (2006年6月27日）
　　宗教能够使人能够自我约束，使社会和谐，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宗教中的“迷信”是一种工具。因为宗教叫人行善，而行善和人的自私本性是冲突的，于是只能利用“迷信”来吓唬人们，使他们“信”宗教里讲的东西。中国的宗教应该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神话和佛教中的迷信成分，采取中国古典作品和基督教圣经式的说故事形式，并吸收人类发展至今所形成的先进的观念和思想。中国新宗教里的神是我们每个人的祖宗。 中国人不信神，但是对祖先却是虔诚的、有责任感的，相信人死了之后就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应该抢占民主政治的先机（2006年2月26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架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成了中国民主建设的第一步。中共现在应该迈出第二步：以普通政党的身份，选派优秀党员竞选人大代表，通过在人大中占据绝对多数，依法制约政府和官员，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中共应该通过竞选活动和人大工作，培养一大批能够适应民主政治环境的中共党籍政治人才，并使自己重新焕发活力。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体制，将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机制：一党民主。

勾勒中国的新指导思想（2006年2月11日）
　　中国近六十年来左左右右的折腾，基本上是在四种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指导下走过来的。它们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都存在严重问题。它们没有为中国的道德、民主和对世界的态度这三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这四种思想单独都不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新的“中国思想”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重建道德，人大民主，扶贫励富，影响世界。

人大：中国现成的民主化道路（2006年1月28日）
　 　在很多很多人看来，中国的“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无法和“民主”联系在一起，但是仔细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见附件“相关链接”），可以发现人大的权力非常大，而人大代表可以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因此，人大是一条合法的、现成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不会引发动乱的民主化道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启蒙。

传播要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2005年11月26日）
　　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和谐，仍然会存在矛盾。但和谐社会有着良好的协调机制，可以预先消除不和谐因素、恢复和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现成的机制。传播者有责任使人民了解人大、学习使用人大这一工具。传播业者的任务有：消除“中国不民主”、“中国不可能民主”等误解；宣传介绍人大，主要分三个方面：基层人大的权利非常大，选民可提名推荐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基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打破幻想：不能因为人大存在斗争就否认人大的作用；引导“愤青”们通过竞选人大代表等合法的方法来影响政府，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抓住人大代表竞选活动中的商机，并重视培养政治传播人才；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预研究，防止强势群体利用强大财力为自己进行强力宣传，以免产生新的不平等。

中国民主政治的启动钥匙已经在人民手里（2005年6月3日）
　　我们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在以后的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中，应该作到：
　　1，积极提名自己了解和信任的、愿意和能够为选民服务的人作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并积极协助其开展竞选活动；
　　2，了解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思想观点和工作能力，要求候选人本人以及选举活动的组织者主动向选民详细介绍候选人的情况，并满足选民了解有关情况的合法要求；
　　3，在选举中，对自己不认识、不了解、不信任的候选人投弃权票或反对票；
　　4，在人民代表当选后，密切关注他们的工作；如果有人不能为选民利益服务，可通过法定程序尽快罢免，并增补新的合格的人民代表；
　　5，所有愿意和有能力为人民从政的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从竞选和担任人民代表开始，投身政治事业。没有人民的政治家，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两权分立”：任命权在上级，弹劾权在百姓（2005年4月14日）
　　任命权在上级，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独大的现实情况下的现实选择，也是一种合理的平稳过度选择；弹劾权在老百姓，则可以改变官员只对上级负责的情况，迫使官员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个“两权分立”制度也是中国大陆的执政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习惯和学习民主政治的过程，为今后创造和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创造基础。

政府信用要靠政府自己维护（2002年9月10日）
　　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拆迁旧房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利益冲突的焦点。补偿太低是引发矛盾的原因之一。虽然政府在有关政策中明确提出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但是对“市场价格”定义的理解、估价人的立场等等，都会影响实际的补偿标准。由于涉及巨大的利益，建设单位的态度往往非常强硬，甚至使用下三滥的手法逼迫居民接受拆迁条件。这些强硬的措施，很难想象没有得到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支持或默许。一个讲诚信的政府有责任尽力维持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这实际上是在维护政府自己的信用。

中国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2002年4月25日）
　　土地的自由买卖，可以使土地集中。但中国的政治理论否定了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大量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因为此时土地供应充足）。出卖土地所得的货币，会被迅速消费掉，即使用于投资，很多前农民也会因为力量单薄、缺乏经营经验等因素，而导致手里的资本亏损殆尽。这些都会导致前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为星星之火增添无数干草。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农民以自己拥有使用权（承包）的土地，作为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加到“土地股份有限公司”里去。农民对土地公司有控制权和间接的管理权。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资本家入党（2001年7月30日）
　　不应该让资本家入党？一个工人可能创业成功成为资本家。如果这个工人原来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去工商局注册成立公司的同时，必须先退出中国共产党？也许以后工商局的接待处还必须增加一个窗口：退党服务。“我们打下来的江山，怎么能让别人来坐？”这句话表现出了典型的资本家思想：我们投入了精力、鲜血、生命，很多人虽然没有牺牲，但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现在江山打下来了，怎么能够拱手让给别人？请注意：说这句话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人民坐江山”。党本身早已演变成了一个政治企业。

关于党组织结构改革答读者问（2001年5月14日）
　　党组织的变化形式可能是逐渐淡化组织色彩，放宽入党标准。只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就自然成为党员，再以后党的基层组织逐渐消失。党的中央组织会长期存在。。如果实行多党轮流执政，那么更有存在的理由了。在非内战时期，党的形态的确和战时不同：有一个比较紧密的核心，核心成员之间通过个人魅力、共同的理念和利益、私人友情等因素连接在一起；但是基层组织却相当松散，来去自由。

“慢，就是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答读者（2001年4月28日，5月7日）
　　中国的官员，既是改革的批准者（除非老百姓搞革命），又是改革的对象。这就决定了不能把整个官僚体系作为敌人，而必须分化他们，对大部分没有犯罪、一部分罪行不严重的官员网开一面，集中火力打击少数严重犯罪分子。中国的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剥夺这一权力有两种办法：革命和赎买。后者的代价显然小于前者。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时，默许官员腐败，实际上就是一种赎买，只是以后的措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所以腐败失控。只要最高领导有决心，一点也不难做到。如果江主席明天开始坐吉普车，看还有哪个官员坐轿车？恐怕你请他坐他也不敢坐！

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取渐进方式（2001年4月26日）
　　从事政治活动，不可能作到理想化，有些看似距离最短的捷径，恰恰是苦难深重的弯路，而渐进式的改革，看上去缓慢，但是往往能够达到目的。中国反腐，要两头施力：一头是打击，提高贪腐的成本；另一头是利诱，提高不贪腐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不应该给官员（不应该搞“高薪养廉”）。这种利益应该给不作官的人，这可以诱使人才流向教育、科研和企业。还应该提高退休官员待遇（“高薪养老”），用经济利益来驱动老年官员尽早退下来，鼓励官员在任上不贪腐。

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2001年4月25日）
　1，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采取“渐进”方式
　2，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入手，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消除腐败入手
　3，三大清腐原则：实事求是，平稳过渡，尽量缩小打击面
　4，主要措施之一：主动清理、上缴贪腐所得者，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5，主要措施之二：高薪养老，并且随原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提高
　6，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是一个长过程
　7，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长过程始于辛亥革命
　8，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体制变革诸阶段：推翻帝制，破除世袭制（毛泽东），破除终身制（邓小平），破除“官贵民贱”，实现官民平等，最终建立现代民主制度。

关于“左派”问题的随想（2001年3月3日，13日）
　　1，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左派；
　　2，左派要当心自己走极端：“存在剥削现象”和“资本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有本质区别的；
　　3，左派要当心自己好心干错事、干坏事；
　　4，“饿死三千万”和“饿死三万”是一回事；
　　5，左和右是相对的。右派都被打倒以后，左派中最靠右的或不太左的左派就成了右派了；
　　6，左派的使命不是消灭右派，而是和右派抗衡，保持社会政治天平的平衡；兔死狗烹：没有右派，也就没有人需要左派了；
　　7，左派和右派存在着共同语言——自由；
　　8，在以右为主的社会，向左调整是应该的，但是在以左为主的地方，这种调整也许会导致灾难，或者正是灾难的根源；
　　9，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的名称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不能仅考虑“政治”因素，而不考虑“经济”因素；
　　资本家越多越好。资本家越多，劳动力就越紧俏，其价格（工资）也就越高。

两种革命——兼论不应该“高薪养廉”，而应该“高薪养年”（2000年12月29日）
　　……；2，无组织革命：这种革命没有核心人物，甚至也没有核心组织。特征：原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民心”——雪崩式地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这种革命能够加以“防止”（“防患于未然”），但是无法“制止”（中途强行中止）。中国老百姓是非常不愿意造反的，他们的惰性非常大。中国老百姓造反也需要别人来“逼”。民谚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连造反也是听命于统治者的“不得不”进行的行为，中国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老实温顺啊！

自由的民族主义，民族的自由主义（2000年11月16日）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冲突：民族主义 ＝ 国际自由主义。我们应该对外坚持民族主义，对内实行自由主义。

和“效率”对立的是“伪公平”，而不是“真公平”（2000年9月11日）
　　有两种不同的“公平”：人均的“公平”，按照能力等因素加权的“公平”。真正的“公平”是按照能力、而非按照人头进行的分配，这种“公平”不仅不和“效率”对立，反而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社会和谐发展三要素”：（1）以能力为标准的真公平，（2）效率，（3）保障：保证最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相一致，保证社会成员拥有受教育和创业的平等权利。

理论上要注意反左，实践上要注意反右（2000年7月9日）
　　要求一个具体的自然人或者一个团体，长期冷静客观地兼顾事物的两个侧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应该允许人们持不同的观点，通过他们之间的对峙和牵制，形成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思想状态的平衡。通过从左至右各种思想之间的抗衡，使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思想，动态地处于比较中间、不左不右的位置，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避免忽左忽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才能顺利地前进。

我对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2000年7月8日）
　　资本就象火、电、煤气等等一样，既对工人阶级有用，但是不加防范或防范不严，也会对工人阶级造成伤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消灭资本家，而应该在充分利用他们的同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和有力的制约。极端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实践使人民及其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严重打击，当党中央宣布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理论界用“初级阶段”和“暂时允许剥削”解释党的政策时，整个民族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无条件地放弃对资本家必要的约束和斗争，严重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培养中国小资本家，警惕外国大资本家（2000年5月8日）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家，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家身上。中国人一方面崇洋迷外，给外国资本家很多优惠，另一方面却犯有“恐资症”、“自虐症”，处处为难中国资本家。中国人应该放弃用“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而应该改用“国家”的观点看问题。中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工人实际上是竞争对手，同样，外国的资本家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即使中国人决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的最大过失是没有“还权于民”（2000年5月3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后，没有利用自己的巨大威望和力量，着手建立一种民主制度，使老百姓可以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和政府以及他自己。因此，当他的思想正确时，中国就走上正确的道路，例如工业化（尽管付出的代价很高）；当他的思想错误时，中国就走上弯路，例如反右和文革。中国目前所有问题的核心仍然在这里：当掌权者的思想正确时，全国人民万幸；当掌权者犯错误时，全国人民虽然“民怨沸腾”却无能为力。由于没有一种和平的机制可以制约和制止掌权者犯错误，所以暴力革命就成了弱势阶级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左派——的唯一希望。

再谈“第四次思想解放是冲破马克思崇拜”（2000年5月2日）
　　“马克思崇拜”的实质是认为马克思不可能犯错误。然而，只要以客观的、而不是崇敬的态度去仔细研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可以发现存在很多严重的低级错误。中国人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一旦发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实践脱节、无法解释客观世界，就说是翻译错误，或者说别人“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愿意、也不敢去怀疑马克思，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存在最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这不也是“马克思崇拜”的表现之一吗？当我们觉得并不存在“马克思崇拜”时，首先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患有“马克思崇拜”症。

饿死三千万事大，饿死一千万事小？（2000年4月21日）
　　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人数不是三千万，就万事大吉了？这一千多万是什么？是蚂蚁？是尘埃？与此同时还有多少人营养不良、勉强维持生存？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维持一口气不死掉吗？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切断因特网（2000年4月16日）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是“五一六通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将是另一个“通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外国颠覆势力窃取我国重要情报、散布资产阶级反动言论和谣言、传播计算机病毒，决定自今日起切断中国和国际互联网的连接”，同时关闭境内所有电子公告板（BBS）。在“阶级斗争”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理”再多也没有用！没有“扩大化”的绝对标准，没有执行这一标准的强大机构，避免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左派朋友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在进行批评和批判的同时，尊重和保护比你右的“派”。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将这样开始（2000年4月13日）
　　左派们应该知道，一旦比自己右的“派”被消灭了，自己就成了最右的“派”，就成了比自己左的“派”的打倒对象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根本不存在一条现成的、不左不右的道路，正确的路线实际上是从左到右各种思想相互牵制、交融、妥协、平衡的结果。中国人总是在找一个人，找一个“正确路线的代表”，实际上，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思想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各种“不正确”的思想综合以后、正负抵消以后“形成”的。

“我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胜利结束！”（2000年2月2日）
　　通过论证“现在为初级阶段”来证明“应该搞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庄严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胜利结束”，而使这种证明失去意义。因此，这种证明方法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其逻辑基础是极其脆弱的。

马克思捍卫者有三大特点（2000年1月24日）
　　“马克思捍卫者”的确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不应该作“马克思捍卫者”，而是应该作“真理捍卫者”。我们捍卫的应该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真理部分，而非只要是马克思的东西，就无条件地加以捍卫。马克思捍卫者的三个特点分别是：宣扬“任何人没有资格批判马克思”，用马克思的观点捍卫马克思的结论，对马克思实行双重标准。

“马克思崇拜”的表现之一是实行双重标准（2000年1月16日）

写于6月3日（1999年6月3日）
　　稳定和变革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两股力量应该在一个地方达到平衡，并形成合力，推动整个国家稳健地向前发展。十年前的悲剧，原因在于这两股力量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机制，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完成这一使命需要的是勇气、想象力和自信心。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网上如此恶毒地骂人？（1998年6月22日）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争论的输赢看得特别重。可是人无完人，自己的观点难免有被别人驳倒的时候，又不肯认错，最简单最体面的方法就是胡搅蛮缠一番，乱骂臭骂恶骂一通，把争论的焦点移开，连对手也忘了最初大家争论的是什么，结果转败为胜。实际上，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双方都不会有任何收获。在参加辩论时，应该抱着“捍卫真理，而非捍卫脸皮”、“随时准备向真理投降”的态度。

第四次思想解放：冲破“马克思崇拜”（1998年6月2日）
　　“马克思”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独裁者”手中的镇压工具。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斗争”概念的根源，而“阶级斗争”又是“左”的根源。“马克思崇拜”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实际上，我们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始终要考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经济的和政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本来就不应该盲目崇拜任何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而是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