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参加有感
作者：黄佶 （电子信箱，博客）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社会科学界的学术会议（2006年12月2日，复旦大学）。回来后随便写点东西。
■ 翻译著作质量太差
上午谈中外研究汉学（中国学）的情况。周振鹤教授说到中国翻译的学术著作质量太差。有个具体例子：翻译者只知 court 意思为法庭，不知道还有个意思是朝廷，更不看上下文（可能对原著研究的东西根本不了解），把“中国朝廷”翻译成了“中国法庭”。
中国学术界这样的灾难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了。原因之一是中国学术界太客气。为什么不点名是什么书、是什么人翻译的、是什么出版社出的呢？
以后谁翻译的书质量低劣，就曝光，大家就抵制这本书、这个翻译者翻的其它书、这个出版社出的其它书，用脚投票，向伪劣翻译说“不！”
■ 中国的研究者没有耐心做长期的研究
周振鹤说：中国的学者都忙于做“可展示性的成果”。
我想这和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权掌握在官员手里（或者已经成为官员的学者手里）有关。官员需要政绩向上级邀功，于是“可展示性成果”更受他们的喜爱。知识分子跟着钱走，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情况。
中国的科研主力，应该是研究生。可是研究生现在把读研究生当作了提高就业资本的途径。他们需要的是一篇能够换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论文，而毫无兴趣于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做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所以，他们的论文能够不抄袭，就算不错了。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应该做重大改革。
研究生毕业后应该主要以做学术研究为主，即使做实际工作，也应该以学术含量高的工作，例如出版社编辑等。
而现在的研究生是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导向的，这完全是在浪费学生的青春，浪费家长的金钱，浪费导师的精力，浪费各种学术资源（例如图书和期刊、学术刊物的版面等）。
因为企业需要的不是研究型的人材，而是能够在日常工作中随机应变、知道轻重、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材。
而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以提高研究能力为主要目的。
要提高本科生的就业竞争力，可以由大学和企业（或行业协会、主管部委）联合开设班级，对本科生进行“高级职业培训”。
以后在招收研究生时，应该招收能够耐心做学术研究的人。当然国家也要提高普通知识分子、尤其是初级知识分子的待遇，使年轻人能够安心做学术研究。国家对知识分子的经济支持，应该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
国家再也不能把研究生教育作为缓和本科生就业压力的蓄水池了。实际上这个蓄水池不仅不能减轻就业压力，反而增加了人材市场的供需失衡。
因为市场需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进行基层工作的人材，而大学生读了研究生之后，还是没有实际工作能力，但心气更高，要价更高，反而更难以找到工作。
■ 大会上讨论交流严重不足
虽然进入了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但是这次大会仍然是单向交流：报告人拼命读发言稿（时间有限），评论人一味赞扬，主持人反复说没有时间了，暗示听众不要提问。
既然东道主提供了点心和茶水，那就稍微延长点时间，让愿意提问的听众和愿意回答的学者留在会场里继续讨论。毕竟这样的活动一年只有一次。
交流为学术提供了生命力。著名学者并不缺“话语机会”，这样的大会发言权对他们来说是锦上添花：在无数次话语机会之上再增加一次而已。
但是对于大量无名学者或普通爱好者来讲，却连提问的机会也没有。所以这样的大会虽然热闹，但还是单向的传播：学术界的话语机会拥有者单向布道。
记得过去的学术会议有这样的做法：让与会学者把自己的论文摘要用大字誊写、张贴在会场走廊等处。作者站在自己的文章前，随时可以和有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分发文章全文。希望上海社会科学大会以后也能够采取这种形式。
■ 知识分子应该态度鲜明
周斌教授谈了电影创新问题。实际上中国电影缺少创新的主要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中国政府对电影有着严厉到莫名其妙的审查制度。
如果说是为了防止道德错误和政治错误的东西影响观众，所以要严格审查，倒也是个理由。可是国家对电视节目审查却宽松到莫名其妙地和没有审查差不多。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凶杀、色情、阴谋、歪曲历史、封建糟粕、男盗女娼、一夫多妻……，却没有人管。
看电影要出家门、挤公共汽车、花几十元买票，才能看到电影。而看电视不需要出门，也不需要买票，电钮一按就来了。
电视的影响力、传播面、渗透生活的程度要远远大于电影。少年儿童接触电视比看电影容易得多，但中国政府为什么严厉管制电影却放任电视节目？
周教授的发言丝毫没有提及中国电影创新最大的制约因素——中国电影审查制度，那么这一篇对中国电影创新问题的研究还有多少价值，就很值得疑问了。
■ 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客观的立场
杨剑龙教授在发言中大力贬低中国儒家思想，大力赞颂基督教思想。把基督教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排挤儒家思想的过程描述成中国现代化的进步过程。
杨教授大力赞扬基督教的“爱”。实际上基督教的“爱”只是说说而已。
历史上远的事情不谈了，就看基督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美国吧，它的总统宣誓就职时是要把手按在《圣经》上的。但是它对它的敌人和对手哪里有半点“爱”的味道？相反倒是报复心极重，没有丝毫证据就大打出手，滥杀无辜。
美国在第三世界开的血汗工厂，对工人和童工也没有丝毫的“爱”心。早年对黑奴更是极端残酷。
实际上，基督教的“爱”只是说说而已，就和我们中国的官员说“爱民如子”、“为人民服务”等一样。他们在说“爱”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股自豪感——“我还是有人性的”。
然而一旦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彻底忘记这个“爱”字，该打照打、该炸照炸、该杀照杀。就好象中国的官员一边对穷人说着“很遗憾，国家还很困难，无法解决你们的问题”，一边却是丝毫也不肯减少公款吃喝、用车、出国“考察”的费用开支。
基督教徒也不是不讲真爱，也不是从来不施爱心。但是他们是作为强者、胜利者、施舍者居高临下地对弱者、失败者和乞讨者施爱心。在他们施爱的同时，心里会有一种愉悦。因为这种施爱的行为本身证明了他们自己是强者，是胜利者。
也许我太过苛刻，也许我的打击面太大，也许的确存在很多有真爱、无条件爱的基督教教徒。但是基督教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的行为，使我相信，在基督教中，真爱是个别的、偶然的，而嘴巴上的“爱”是主流的、本质的。
■ 结束语
中国的老百姓知道自己无法影响大局，就忍，听天由命，到了哪天活不下去了，就造反。
中国官员也知道自己无法影响大局，更不想以自己的前途作为代价去进行尝试，只能被其他官员裹挟着，该吃就吃、该捞就捞。
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很弱小，在官僚政府和外国大资本的双重夹击下能够勉强生存就不错了，根本没有力量制约和引导政府官员。
一个国家的希望本来应该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但是中国政府现在用几十亿“科研经费”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人物牢牢地“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
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那么中国的前途只能依靠国家最高层官员的良心和自觉了。
早点洗洗睡了。明天早起去烧香……
200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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