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郑存柱先生来信告之汪兆钧先生和他先后发表公开信一事，读了他们的信件（可能没看到全部）之后，有一些想法，加上自己近期的一些心得、原先的一些观点，整理而成下面的文字，欢迎大家指教。

一，为什么我认为中共真的要搞民主政治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时代是收拾鸦片战争直到国民党政权留下的烂摊子，建立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但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之后，高度集中、严格管制的经济体制就不再适用了，就好象孩子大了，托儿所的教育模式不合适了。

　　邓小平时代是把中国从国家官僚资本经济（名为“国有”实为“官有”）转化为自由市场经济。

　　江泽民时代是整个中国大陆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高度强调效率（“发展是硬道理”），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连总理朱鎔基自己都说“民怨沸腾”。

　　胡锦涛时代开始扭转这一方向，也因为中国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有足够的钱“反哺”农村、补贴穷人了，经济发展模式也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

　　客观地说，上述四个时代是中国这样一个混乱、落后、贫穷、愚昧的大国走向稳定、先进、富裕、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这些阶段都是互为因果的。没有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不可能进入后一个阶段。没有毛时代建立的独立工业体系，邓时代的市场经济是难以建立起来的；没有市场经济体制，江时代的原始积累也无法实现目标；没有原始积累形成的经济实力，胡也没有钱去救济穷人、免除贫困学生的学费。

　　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抗衡中央的政策。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力量却在不断减弱。当年毛的地位无人能够挑战；毛去世后，邓是绝对的强人；江依靠邓的支持所给予的力量站稳了脚跟，胡只享受到邓“隔代钦定接班人”的微弱力量，从胡开始之后的各届最高领导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没有伟人的时代。在伟人时代，因为没有人能够制约伟人，所以人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那些伟人的手里。伟人正确，人民幸福；伟人错误，人民遭殃，却对他无可奈何。所以，没有伟人虽然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每个新王朝的臣民都不得不熬过这个伟人时代。我们应该为我们终于熬过来了而感到庆幸。

　　没有了强大的伟人之后，中央的权威受到挑战、“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人都能够看出来：如果任凭地方官员和中央部委的官员胡作非为，人民最终必然要造反；而靠中央去管他们，中央又没有这个力量。即使中央能够管，也没有精力管那么多地方，每一级官员稍微打点折扣，到了基层就已经没有任何威慑力了。于是，“民主”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答案了。

　　胡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扩大人民民主”，“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就是要借助人民的力量（通过人大表现出来），就地、就近制约各地政府和官员。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官民矛盾进一步恶化，导致爆发革命。

　　以上那么罗嗦的分析是想说明：

　　1，中共高层是真的想搞民主了，但这时搞民主不是对人民的恩赐，而是在拯救中／共自己。

　　2，中共高层并没有力量直接干预地方，因此，给胡温写信，不如给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写信，号召大家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以十七大报告为护身符，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十七大的精神：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

　　民主不是官员主动来邀请民去做主，而是民的代表（热心政治、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士）主动去争取、去挤，逐步得到的。

　　能够指望中共最高层做的，就是他们的表态。十七大报告就是他们的表态。有了他们的表态就足够了，其余要靠下面的人具体地去争、去挤了。

　　实际上，中国的民主政治早已用法律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了。各地各级人大的权力大得惊人。把这些权力的一半用好，中国的政治面貌就能够涣然一新了。

　　也许制定法律的人从来不把这些法律当真，但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他们是写着装样子的，我们可以是认真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假戏真演”，去把假戏演成真的现实。一些地方的人大中已经出现了代表严厉质询官员、人大审计政府开支、官员定期向人大述职等先例。现在有了十七大报告，更加名正言顺了，更可以理直气壮了。阻挠民主的人仍然会存在，但他们现在名不正、言不顺了。

二，政治应该讲究策略

　　在民主政治刚刚开始启动时，就提出非常尖锐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六月广场问题，某功问题，台湾问题，党产问题，等等），是不妥的。就好象刚开始谈生意，就开出了一个极高的、对方极其难以接受的报价。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导致生意谈不下去，也使自己处于被动局面：坚持这个报价，事情无法有进展；收回这个报价，又说明自己放弃了原来的立场。

　　提出尖锐的敏感问题，只会使党内支持搞民主的人难堪。反对民主的人会说：“你看！这就是你要搞民主的结果！右派又跳出来了！某功分子又回来了！”

　　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支持民主改革的人只能暂时牺牲党的长远安全，保障党眼下的安全，其结果就是紧急刹车，中断民主政治的尝试。

　　策略是政治的生命。没有正确的策略，就没有成功的政治。

　　应该选择涉及最广大的人的共同利益的事情着手。中共内部再保守的党员和干部也反对官员的贪污腐败、低效无能，而这也是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事情，那么就可以从这里着手。这样才能团结最广泛的力量、把阻力降低到最低。

　　人大的法律明确规定各级人大有权监督本地同级政府、选举和撤换官员（包括公检法的官员）、审议政府的预算和重大决策，等等。那就可以拿着宪法、有关人大的法律、十七大报告等，作为尚方宝剑，从人大着手，逐步把法律条文中的民主落实到现实中去。

　　有志于中国民主建设的人士可以积极地主动联系当地的人大代表，成为他们的助手和智囊，鼓励和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参政议政。

　　如果人大代表不能在人大中代表人民的利益参政议政，可以批评他、教育他。如果他屡教不改，可以动员选区选民或下级人大通过法定程序罢免他，重新选举合适的人担任人大代表。

　　在目前阶段，有志于中国民主建设的人士可以以各地各级人大代表（包括全国人大代表）为核心，逐步形成各种形式的游说群体、智囊群体、协助群体。

　　平时自己也可以积极代表选区人民的利益，为之奔走张罗，在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或增补选举时，自己积极竞选担任人大代表。

　　围绕着人大代表竞选者，有志民主建设的人士可以形成协助群体，帮助候选人在平时了解民情，在竞选时研究竞选方针、进行宣传等等。

　　但不应该把民主政治的建设工作搞成大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哪些地方有条件，哪些地方就先逐渐行动起来；其它很多地方阻力还很大，就缓一缓。应该耐心地积小胜为大胜。

　　激进的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失控。大国不同于小国。小国失控后可以请求大国来收拾混乱局面，或者只要一个不太伟大的人组建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军队，就能够恢复国家秩序。

　　但是大国失控后是难以恢复秩序的，其它大国不会来帮助一个大国恢复秩序，也没有这个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国根本不希望看到存在其它大国，自己之外的大国是越少越好。因此，一个大国内部失控后。其它大国只会积极地支持分裂势力，分得越细越好。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大国恢复秩序的另一个途径是：出现一个非常强势的伟人，领导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经过长期的腥风血雨，重新一统江山。这一过程不仅漫长、其成功可遇而不可求，也伴随着新伟人的诞生，人民将不得不重新经历漫长的伟人时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因此，中国的失控是绝对不能尝试的风险，连想都不应该想。

　　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应该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应该是策略的、理性的、合法的。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才可能成功。“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

　　民主政治的建设，不完全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观念的问题。例如一谈到民主政治，大家的眼睛都望上看，希望最高领导层把民主给我们，一夜之间实现民主。却没有想到，民主的根本力量在民间，民主的实现只能靠一点一滴地去挤、去争取。

　　我非常敬佩那些为一元、一分的利益去和政府部门、垄断企业打官司的人，他们不辞劳苦，毫无收益，却坚韧不拔，他们就是人民“挤”出民主局面的先锋人物。

　　政治改革也许可以急风暴雨，但是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改变却需要耐心的、持久的努力。

　　民主政治的建设，不应该搞成“全民政治挂帅”，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民是民主政治的目的，是政治的服务对象，但人民本身不应该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每个人都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未必是对整个群体有利的事情。因此，民主应该是“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代替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直接自己做主。政治也应该分工，应该由专业的政治工作者搞政治。

　　今天暂时谈这些。后面还打算谈的问题有：

三，应该充分调动中共党员的积极性：

　　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贫富、贵贱之分。

四，党政分开后的政治结构：

　　中共通过在全国人大和各地各级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贯彻党的意志。

五，党产问题宜缓不宜急、宜宽不宜紧：

　　对历史造成的问题应该持宽松态度。

六，不宜提高人大代表直选的层级：

　　容易引发政治全民化、全民情绪化，导致混乱，坏人浑水摸鱼，台湾是先例。

2007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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