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战略和策略
黄佶
外六篇：
人大：新政治家的课堂和实习场所（2008年10月5日）
提高国民政治素质：任重道远（2008年10月9日）
建议：成立“人大代表后援会”（2008年10月11日）
撤官员的职不如降职使用（2008年10月12日）
中国民主政治的人力资源在哪里？（2008年10月28日）
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中国不会崩溃（200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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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战略和策略
黄佶
民主化进程需要慎重。政治制度的转型就好象为一架飞行中的飞机改造发动机：飞机的发动机一刻也不能停止正常运转，否则飞机就要坠毁；只能在发动机不停运转的同时，逐一更换零件，直到整个发动机涣然一新。苏联的休克式革命虽然很痛快，但带来的结果是国家分裂和内战，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忽视。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分散的、无权无势的民众和占据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是缺乏经验和组织的少数民间民主活动分子和强大的执政党之间的博弈，力量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不应该在一开始就提出过高的要价，例如为广场事件平反、修改宪法、军队国家化等，而应该团结尽可能多的人，起步于最大多数的人都认识到必须进行整改的事情（例如政府失职、官员贪腐等），开始于那些现有法律已经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没有执行或执行不严格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外围入手，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慢火煮青蛙；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增加政治知识，锻炼政治技巧，培养大量新政治家，对专制观念、制度和势力逐渐釜底抽薪，最终水到渠成，那时，修改宪法、完善政治制度等将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如果中共能够主动地严格执行法律、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都能够加快这一进程，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自觉上。民间的推动、民间的成熟、民间的理性，都有助于促使中共采取积极的行动。
我认为中国民主进程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逐步进行，每个阶段的重点是不同的。
1，维护民众基本权力，反对政府机关失职、官员贪污腐败。
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支持执政党的整风和党内民主建设（不论是否有效）；支持正确的官方舆论；呼吁、鼓励、帮助和支持人大代表行使监督和制约权；积极帮助民众维权，积极竞选人大代表，以获取法律赋予人大的巨大权力；对罪恶行为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或媒介举报，或者在网络上加以揭露，并积极转发。
2，监督和制约政府，促使政府正确决策。
通过人大和社会舆论，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批评，人大代表可质询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必须定期述职。人大审核政府工作计划和开支预算，事后进行审计。
3，参与立法，完善人大和其它政治机制，修订宪法和法律，制定新法律
随着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增强，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和政治水准的提高，民间对立法过程的影响力大幅度增强，此时可以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例如完善人大机制（人大代表专职化，非官员化，扩大直选范围，延长会期，建立常设的专业委员会等等），例如立法规定任何政党不得干涉和直接参与政府工作，规定政党只能通过人大去监督和制约政府，以推动中共实现党政分开；赋予政协一定的实际权力，以配合人大形成对政府的双保险制约机制，更好地体现各方面民众的利益。
4，解决意识形态问题
宣布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最高核心利益。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平等的。有助于保护和增加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就是好的意识形态。思想和言论自由，学术研究无禁区，正常的批评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5，了断历史问题
对于历史问题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在承认中共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其历史上的错误（历史功绩主要有：参加了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和国防，改革开放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主要的错误是：工业化进程太快，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强调阶级斗争和专政，导致反右和文革等大灾难；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没有及时建设民主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盛行；在处理群众性反对运动时，使用了过分强大的力量；等等）。
对这些失误，尽量不要认为是主观恶意造成的，而应该理解成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对形势判断错误等原因造成的。多年后，当事人都已经离开人世。因此，党中央可以以某种适当的形式表达对失误的认识和反省，以及对有关人士的歉意（如教会对哥白尼事件的处理），而社会也不宜过于苛求其具体的形式和措辞。总之，应以化解仇恨、社会和解、共同面向未来为出发点。我们应该把中共“正常化”，它既不应该是恐惧和臣服的对象，也不应该是仇恨和消灭的对象。
6，解决党产问题和军队性质问题
具体做法可议，但基本原则仍然是照顾历史和现实，宜松不宜紧，以适当的物质利益交换政治让步（赎买权力），以使中国和平、稳定地过渡到民主社会。
当然，视具体情况，以上各步骤可以提前或交融。例如某地方人大可先行试点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因为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这样做，法不禁止既为可行），而不必在全国人大专门立法后才来施行这个制度。
树立政治理想、制定政治目标固然很重要，但设计政治策略和政治路线，对于能否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是更重要的事情。“欲速则不达”，不应该“揠苗助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汤”，等等，我们的祖辈早已用最通俗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简单而深奥的道理。认识和重视这些道理，是政治家的必修课。
（2008年10月8日）
答读者时的补充： 中共是一个“大单位”，里面的人不是相互认识，就是相互间接认识，于是就无法相互制约了。因此，需要党外的人来制约。一个现成的制约机制就是人大，不过因为现在人大中大部分还是党内的人，还是“熟人”，所以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因此，需要党外人士进去，需要大量“外单位”的人进人大。 或者设计一种制度，使得党内的“熟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制约另一部分人。例如，对政府的考察指标是 GDP 等经济指标，但对党委一班人的考察指标是社会安定指数和人民幸福满意指数（具体指标是犯罪率低、上访少、重大事故少，等等），于是党委一班人和政府一班人就对立起来了，党委一班人要保住官位，就要遏制政府一班人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发展经济。 中国现在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寄希望于党主动改革，例如搞司法独立或党委/政府对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党外民间人士从外围去“挤”。 （2008年10月9日） 从绝对的角度看，中国的舆论控制是很严格的，但是从相对的角度看，中国舆论控制的程度是越来越小了。连搜狐这么商业的网站都不经审核地发布讨论民主、批评攻击政府政党的帖子，我至今感到意外。 如果回过头去看，中国的官方媒介也是越来越宽松，现在可以报道灾难，可以发布很尖锐的评论。过去都是纯新闻，除非是官方口径的社论。但是现在连新民晚报都有相当尖锐的评论栏目。 我甚至感觉到，这种有独特思想的评论也许正在成为报纸之间竞争的工具之一。原因很简单，读者想看到有深度的分析。因此，只要市场经济不停止，舆论的自由就会逐渐放松。也许哪天会出来一个人，起诉中宣部违宪，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 （2008年10月10日） 统治集团内部再复杂，但是一旦外部的力量超过它，它也不得不变化。当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很复杂，外人难以了解。但当它不能自觉地顺应民心、改变自己时，很简单，外部力量（共产党）一一吃掉它的军队，它就完蛋了。 现在一样。只是具体形式不同，先通过现成的、合法的人大制度，从外部和平地施加压力。当外界压力足够大时，它或者主动变革，或者翻脸军管，终止人大，逮捕不听话的人大代表。到那时，再找其他办法。 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很复杂，就认为外部在野的人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思想是很错误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什么也别干了，就永远接受现状，或只能等待上面主动搞民主？如果他们永远不主动，那我们只能耐心等待天塌下来？ 统治集团内部的情况的确复杂，外人难以搞清楚，但如果我们搞的不是内部策反、宫廷政变，那么搞不清楚也无妨。 的确有很多人给共产党提建议，也许很多建议并无可行性，或者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接受。但思考总比无为好。提这些建议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地进入民主社会，避免动乱，避免生灵涂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未必是天才、伟人，匹夫们思考了，即使思考结果是无用的，也是在尽匹夫之责。 写了东西就希望政府采纳，是错误的；政府没有采纳的东西，就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我的态度是：“该说不说是书生的错，用或不用是官员的事”。 说老实话，我还怕别人用我的建议，因为万一我的建议是错误的，那就坏事了。所以，我把自己想的贴出来，而不是寄给党中央。 （2008年10月13日） ——“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自下而上推动的，……” 但是投身民主政治要复杂得多，而且不仅没有利益，没有直接的利益，反而要承担很多风险（政府不愿意民主，官员对抗揭露，黑社会打击报复，……），因此，即使有少数人积极投身民主政治（维权，竞选人大代表），也是他人（人民，选民）做嫁衣裳，难以吸引更多的人追随他们投身民主政治。 也许这是中国民主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没有人（民间政治家）来搞民主。 （2008年10月26日） |
人大：新政治家的课堂和实习场所
黄佶
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政治家联盟”（http://chinapolititians.q.sohu.com/）的创建。中国的未来的确取决于能不能有一大批合格的政治家。政治家的成长不仅需要理论学习，更需要实践的锤炼。
人大制度是中国现成的、已经写在法律里的民主制度。但人大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发挥出它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的年轻政治家可以从人大着手，既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制约政府，也能够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锻炼自己的政治技能。我想到的可以做的事情有：
1，研究有关人民代表大会（人大）的法律，积极利用中国这一现成的民主机制；
2，整理当地人大代表的资料，找出愿意和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
3，主动和他们建立联系，并协助他们工作（调查，研究，撰写文章，草拟提案，等等）；
4，对不合格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选民利益，不认真参政议政，有犯罪或不道德行为，等等）提出批评，动员选区居民按照有关法律程序，提出罢免和改选。
5，搞清楚当地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工作的开始时间和有关规定，积极准备参加竞选；
6，平时就深入自己选区的选民，为他们维权（包括很琐碎的小事情，例如和物业公司的交涉、谈判等），使他们认识自己、熟悉自己、信任自己，这样，在竞选时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冲破政府官员的阻挠，才有可能当选；
7，积极协助愿意和能够为选民服务的候选人去竞选人大代表，向选民介绍他们，帮助他们获得竞选的胜利；
8，当选后充分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官员，推动当地的民主政治，例如提出建议，在人大内建立各种专业委员会，监督有关领域的政府工作；例如提出提案，要求增加人大代表的会议次数、延长人大会议的会期，使人大代表有充裕的时间讨论问题；
9，积极竞选上一级人大的代表资格，对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例如暗箱操作、人为操纵等）提出批评；
10，当选上级人大代表后，积极支持和推动下级人大的改革；
11，开展对人大制度的研究，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改革人大、完善人大的建议。
（2008年10月5日）
中国的未来，一方面要靠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也需要民间自下而上地去“挤”，去推动中共早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民间的“挤”首先必须是符合现行法律的，这样才能持久的、有效地去“挤”，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现成的人大机制，该机制既合法（是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已经实行了几十年，至少在表面上，党和政府不能对抗人大。
党不能对人大发指示，而只能向人大提出“建议”、“提名”等，虽然人大多半都会通过，但这个程序已经在这里了。这比新建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要现成得多了。更何况即使新建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如果没有大量民间人士进去做议员，仍然会被党所控制（中共党籍的议员占据多数席位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即使中共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新的政治体制也多半是以人大为基础框架的（可能再把政协拉进来，两者构成上下议院的结构），而不可能废除人大，新建立法机构。因此，利用人大、熟悉人大，也是为迎接新政治体制在未雨绸缪。
（2008年10月7日）
提高国民政治素质：任重道远
黄佶
昨天有一条新闻：
马英九称依“中华民国宪法”，大陆应为其领土
2008年10月8日
马英九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表示，台北认为“目前两岸关系是现实关系”。
马英九说，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当然是独立之主权国家”，中国大陆亦为我“中华民国”领土，而因“宪法”如此规定，台湾无法承认“中华民国”领土上还有另一个“国家”存在，中国大陆也无法承认台湾。
他说，在“宪法”规定上，并不承认中国大陆为一个“国家”，无法适用与其它“国家”保持关系之“法律架构”，大陆方面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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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陆读者看了该新闻，一片骂马声，说他抗拒统一，想搞台湾独立。
但是马作为台湾的“总统”，他还能够怎么说？难道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样说的话，大陆网友高兴了、满意了，但马的“总统”位子还坐得住吗？
实际上，马那样说，是在强调“一个中国”，其依据是台湾的“宪法”，是滴水不漏的，连民进党都不便于直接反对。马的“一国论”比起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要进步很多，也是大陆方面能够得到的最满意说法。
还有人说：“既然马认为大陆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这个‘总统’为什么不来踏踏？”
这本来是台独分子用来反对统一、否认台湾属于中国的一种说法，他们说：“既然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你们的国家主席为什么不到自己的领土上走走？”
用这个说法来骂马，恰恰是自打耳光，反而给台独势力增加了力量。
政治是复杂的，也是微妙的。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大量新政治家，也需要民众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已经成为利益集团或外国政府的代言人，或者因为长期的思想禁锢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或者为了得到政府的巨额课题经费，而把精力全部投到了官方划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范围里。
提高国民的政治素养，提高我们自身的政治素养，是中国新政治家们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2008年10月9日）
答读者时补充： 指望政府来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是指望不上的了。所以，中国的新政治家们除了积极投身政治之外，还肩负着提国国民政治素质的启蒙任务。 （2008年10月9日） |
建议：成立“人大代表后援会”
黄佶
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虽然现在仅最基层的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虽然人大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人大制度毕竟是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具备了基本的民主政治的要素，它是中国民主制度的雏型和基础。
现在的人大代表主要成分是各地各级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社会名流和劳动模范等。其中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很少，即使愿意为人民参政议政的代表，往往也缺乏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精力。
有意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人，除了要考虑自己去积极竞选人大代表，也应该考虑如何支持和帮助那些愿意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去参政议政。
“人大代表后援会”的成员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初步想到的有：
1，寻找当地愿意代表人民利益参政议政的人大代表，帮助他们调查研究、整理资料、联系群众、视察工作、准备发言、撰写文章、草拟提案等。
2，为人大代表寻找更多的协助工作者，建立工作班子。（建议中国人大实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向人大代表提供薪酬和办公经费。）
3，和当地其他人大代表的后援者建立联系，形成合力，更好地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工作。
4，对不合格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缺乏参政议政能力又不愿意改进者，犯错或犯罪者），可根据有关法律，动员该人大代表原选区的选民按照法律程序提出弹劾，并选举新的、好的人大代表。
5，在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帮助和支持好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竞选。
6，研究总结人大工作中的经验，撰文广为介绍；对于人大体制中不完善的地方，可指出并提出改善建议。
“人大代表后援会”不应该按照人大代表的党籍来决定是否提供支持。人大代表只要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履行人大代表的法定职责，“人大代表后援会”就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人大代表后援会”不必有实体，这可以避开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它是各地的人大代表后援者或后援组的总称。
各地的人大代表后援者或后援组之间不必有隶属关系，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平等的联系和交流，在必要时相互支持，相互协调，联合行动。
“人大代表后援会”也不必有中央核心机构或其它层阶机制。今后在有必要时，各地的人大代表后援者或后援组的代表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大会，交流信息，协调工作。
“人大代表后援会”是服务于人大代表的，由于人大是合法的，因此它也是完全合法的。更由于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根本不是一个“组织”，也没有“负责人”，因此它“是否合法”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人大代表后援会”不仅能够帮助人大代表，也有助于中国的新政治家学习政治，积累经验，培养自己的能力，并发现志同道合者，使个人的力量汇聚成集体的力量。
（2008年10月11日）
撤官员的职不如降职使用
黄佶
中国最近连续出现重大人祸，中共撤了不少官员的职。这虽然是一大进步，但还有改进余地。
官员被撤职后，反而轻松了，可以丢下烂摊子不管了。过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再活动一下，又去其它地方当同级别的官了，甚至原领导为了报答他勇于承担责任、“丢卒保车”的护主行为，还将他官升一级。
出问题的地方旧官员被撤职了，新来的接任官员人生地不熟，处处受到牵制，仍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隐患继续存在，灾难仍然发生。
实际上撤官员的职不如降职使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后，山西省长被撤职。但更好的办法是把他从省长降职为临汾市长，同时把原临汾市长降职为襄汾县长。
一官能够做到省长，其背后必有过人本领和人脉资源。现在去做市长，解决市一级的问题，犹如以优势兵力打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把握要大很多。如果市里的问题根子在省里，那么他去省里沟通，省里多少要给他面子，给予合作，毕竟他原来是省级官员，日后不仅有可能恢复原职，甚至可能因为戴罪立功、治理有方而官升一级。
让市长降职去做县长，县长降职去做县安全生产局长，……，道理也是一样的。杀鸡用牛刀，鸡活命的机会要小很多。
降职这种处罚看上去比撤职轻，实际上不是。官员被撤职之后，行政级别还在，各方面待遇也不变化，但反而不必工作了。
而降职使用则不同，即使行政级别和待遇暂时不变，但心理感受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同级官员现在成了自己的上级，原来手下的部门官员现在能够对自己指手画脚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心理反差带来的惩罚是巨大的。他们为了官复原职而努力工作的驱动力也是巨大的。
这种“原地降职”使官员不能一走了之，这可以使所有官员认识到：出了问题之后，即使自己放弃官职，也是跑不掉的。这可以增加他们在任上时的责任心。
（2008年10月12日）
中国民主政治的人力资源在哪里？
黄佶
经济改革时，能人下海没有政治风险，却有丰厚的经济回报，所以非常踊跃，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不缺人力资源，但政治体制改革恰好相反。
在中国，人大代表不是专职的，没有薪酬。监督和制约政府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贪官和奸商可能会指使黑社会进行打击报复。俄罗斯等国就有很多议员被暗杀）。
在没有经济驱动力，却存在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一个人积极去竞选人大代表的驱动力只能来自为民服务的热情，或者某利益集团承诺给予的经济利益，但该人大代表必须为该利益集团服务。
因此，一个能够为普通民众服务的人去竞选人大代表，其驱动力只能来自他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但数量肯定极少。就好象雷锋是存在的，但雷锋这样的人是极少的。
民主政治需要大量的人去担任民意代表（议员、立法委员、人大代表等）。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考虑民主政治的人力资源来源这个问题。中国农村的民主试验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合适的政治人材。能干的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残，或者能力低下者。
解决中国民主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可能的方法有：
1，人大代表专职化：
使人大代表成为一种职业，即使政治风险仍然存在，但毕竟有经济来源了，能够解决吃饭问题了。考虑到做任何职业都有风险，再加上本来就具备为民服务的热情，很多人可能还是愿意来做人大代表的。
来自民间的专职人大代表的权力是来自选民的，能否连任也取决于选民，因此专职人大代表将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选民服务。
但他们也因此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因此政府主动搞专职人大代表制度的积极性可能会很小，至少会非常非常谨慎。即使中央政府有积极性，地方政府也可能竭力反对，使之一拖再拖。
如果中央政府的确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施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可以自上而下的进行：首先是全国人大代表实行职业化，然后逐级向下（省、市、区、县）推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
这样做除了可以避开地方政府的阻力，还因为涉及的代表人数是先少数（全国人大代表仅数千人）再多数，是先易后难的。
也许一刀切地全面实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会有一定的困难。可以实行渐进的方法：人大代表可自愿申请专职化，在辞去原工作后，由人大支付薪酬和办公经费。
当然，配合专职人大代表制度的建立，也应该在人大代表的数量上进行改革，例如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以提高人大的效率。
很多人担心实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后会增加国库开支。我觉得不必担心。人大发挥出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功能后，减少的政府开支肯定大于人大方面新增的费用。
另一方面，加强人大作用之后，中共不再直接参与政府工作，而是利用在人大中占据的多数席位，通过人大制约政府。因此，原来用于党委一条线的开支，可以转为用于中共党籍的人大代表。
2，退休人士：
退休人士有经济收入，但不必去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政治热情，有相应的政治知识和经验，有一定的人脉基础。但他们毕竟年纪大了（女的五十五岁退休，男的六十岁退休），身体条件是很大的局限。尽管的确有一些退休人士担任人大代表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依赖退休人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主人力资源的问题。
3，律师：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或法律界人士开始介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为平民维权，作为人大代表或人大的顾问，参加立法过程，等等。
民主政治也是法制政治。法律工作者精通法律，对于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是有积极意义的。
人大选举法没有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必须是本选区选民 [ 注：如果有相关规定，则可进行改革，放宽候选人的居住地限制或隶属限制 ]，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选区选民集体购买某律师的服务，推选他担任本选区的人大代表。
“购买服务”似乎很庸俗，似乎和高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的。我们应该改变这一旧观念。民意代表就是选民的“公仆”，因此由选民支付劳务费用是理所当然的。他要赚这笔钱，就必须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如果搞鬼或失职，那么选民就可以解雇（罢免）他，情况严重时还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4，行业协会专职人士：
人大改革措施之一是部分代表将按照行业界别选举产生。行业协会作为某地区该行业从业人员的组织，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行业协会的会员交纳会费，因此协会自己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可以指定一人去竞选人大代表，并支付他薪酬。
（2008年10月28日）
答读者时的补充： 民主制度的建设的确是很艰难很漫长的过程。总的来说，我是持乐观态度的。首先，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民主问题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第二，中国共产党经常会有惊人之举。三十年前谁也不会预言中共会搞市场经济，结果他们搞了。 民主建设的第一阶段，我鼓吹大家去竞选人大代表，这是鼓吹有志为中国民主努力、愿意自我付出、自我牺牲的人士去竞选。这样的人士肯定有，但数量也肯定很少。他们是民主先锋，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他们是很重要的，但是只有他们是不够的。所以还需要搞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吸引更多的人、大量的人去做人大代表。 “人大不是退休人士消磨时间的养老场所”，的确如此。我说的“退休人员做人大代表”，不是把人大作为老年党政干部的安置场所，而是民间的退休人士自己积极竞选，成为人大代表，然后发挥作用。 “购买律师服务”的确存在你所说的很多具体问题，这只是我提出的一个思路，也算抛砖引玉吧。 改革固然需要上面的逐步放松，但也需要下面逐步去“挤”。我们不能等到所有的问题都想好了、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了，再来行动。 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主要矛盾。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没有人来代表民众的利益，和地方政府、和大企业抗衡。近期各地的群体事件，主要是这些问题造成的。此时，购买律师的专业服务，就是一个解决主要问题的好办法。 等到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问题变化了，或者原来不显著的次要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了，那我们再来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行业协会的组成，一般都是企业，几乎没有从业人员的代表”，工会、教师协会等的确如此。连广告协会都是工商局在主导。 我寄予较大希望的是那些新出现的、真正代表会员利益的行业协会，政府现在也在鼓励的“新社会阶层”（各行业的白领人士）的各种组织。 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增量改革”：现有的企业不变，新创办的企业按照新政策做，或曰“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新招聘进来的人员按照新制度计算工资和福利，老员工仍然按照老办法。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这样。工会等暂时不改革，仍然使用老办法，但新成立的行业协会，内部可以实行民主管理，真正代表会员利益。 这些新行业协会推选的人大代表，应该能够较好地代表行业成员的利益。 在一段时期之后，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逐步改革工会等组织，或者随着工人自我意识的不断强烈，顺势完善工会。和人大一样，此时工人会主动要求改革工会，也会主动去寻找真正代表他们的人，进入工会上层。 看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改革发生的时机是：“不得不改革了，但政府仍然能够控制局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时，而那时中共仍然掌握着绝对的权力。 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使人们的利益多样化，个人独立意识逐渐建立，官民冲突越来越多，但中共仍然掌握着巨大的力量，不仅是军队，而且还有巨大的财力，因此它完全有可能逐步建设民主政治。 但它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和我们所想象的西方式民主有很大的不同，我现在也无法想象具体的情况。可以预计的是： 1，它将重点搞党内民主，至少以党内民主为基础； 2，它将继续扩大党的包容性，把各阶级的代表都吸纳入党，避免出现新政党； 3，它不会鼓励大规模地自由竞选人大代表，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大制约政府，不断加强党对人大的控制； 4，发挥政协的内部协商作用，把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预先在内部处理掉； 5，发挥行业同人协会的作用，在和政府的内部协商中，解决可能的矛盾。 有志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人士，即使只有少数，即使在人大中占的席位很少，但也可以成为“鲶鱼”，形成“鲶鱼效应”。也可以参加中共，去做中共的官，去影响和改造中共本身。 民主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的利益能够得到表达，政府能够按照民众的利益行事。 （2008年10月29日） ——“首先要政治言论自由，安全，否则都是假的...” 言论自由和政治安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搞政治本来就是危险的，没有绝对的政治安全。最安全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干。 （2008年10月30日） |
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中国不会崩溃
黄佶
在讨论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时，很多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就是：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即将崩溃。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官员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目前为止并无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而中国很多问题过去都是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掩盖的；民间对官商勾结、侵犯民众利益的事件，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群体暴力行动和当地政府及警察对抗；等等。
在政治活动中，对形势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判断错误，那么在该错误判断下进行的思考和谋划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效的。本文对中国当前的形势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权作一孔之见：中国不会崩溃。
1，中国现在不是满清末年，中国现在有钱、有强大的军队
（1）有钱，政府运转就不依赖新的税收，有余力免税、减税，可以替倒闭的企业支付拖欠的工资，可以投资，增加就业。
中国在2006年停止征收农业税，最近也在酝酿新的减税措施。
近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接见出租车司机代表、商讨解决他们收入偏低等问题时，表示要梳理和减少政府对出租车公司的税收，以减轻公司对司机的压力。这受到了司机代表的欢迎。
中国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后，6000余名工人失业，东莞樟木头政府紧急垫付2400万元工资，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危机。
为了应对最近的经济危机，中国政府计划投资五万亿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作为对比，可以看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掌权时的情形，当时无物不征税，有人戏言“国民党万税”，甚至出现了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便已提前征收民国八十年（1991年）税收的“创举”。显然，苛捐杂税是压垮国民党政权的稻草之一。
当然，中国现在的税收仍然太多、税率仍然太高，征收的实际对象也不合理，高收入的人纳税少，而中低收入的人纳税多。税收结构和数量仍然有很大的调整余地。政府应该严格限制自己的开支，尤其是不合理的部分，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以此进一步扩大投资和减税的空间。
（2）有强大军队：既可以镇压暴乱，也可以遏制外国势力直接支持国内暴动组织的冲动。
2，中国现在也不是苏联末年，中国现在有市场经济，有对外开放，有因特网
（1）有市场经济：民众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2）有对外开放：外面的先进观念和思想可以给国内带来活力，破解僵局，应对困难。
（3）有因特网：民间的怨气和观点有了直达中央的途径，便于中央绕过地方官员了解情况，避免问题积累到总爆发的程度。虽然政府可以控制因特网，但难度比控制电视台和报纸大得多。
因特网的民间性、低门槛，使它成为对官员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工具。最近的林嘉祥猥亵女童案，充分表明了网络的力量。这将对官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
中央政府似乎也有意借因特网的力量，上下合力，推进中国的政治开明化。继胡锦涛在网上和网民对话后，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也在网上网下同时和网民对话，直接回答各种问题。
政府对民间的恶性群体事件也从过去的隐瞒不报，改变为及时公开报道，例如贵州瓮安冲击警察局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资引发社会动荡事件，江西铜鼓山林利益纠纷引发冲突事件，重庆出租车司机全面停运事件，等等。虽然在处理时有官民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嫌疑，或仍然有一些蹊跷之处，但毕竟能够公开报道，并处理有关官员，或有关政府部门进行自我反省、做出相应整改。
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新闻自由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立即完全放开电视和报刊，会对现有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因此，新闻改革也会和经济改革一样，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开始并没有去动国有企业，而是放手让私有经济作为经济的增量部分自由发展，结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私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之后，此时再来改造国有经济，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冲击就小多了。当然，在安置失业工人的问题上过于强硬和苛刻，是一个历史性的缺憾。
因特网是中国新闻媒介的一个增量部分。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紧到松，从辅助地位逐渐发展到主导地位。过去是因特网从报纸转载新闻，而现在是报纸从因特网获取新闻线索。在反映民意方面，它的广度、密度、强度和速度，更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新闻媒介。
因特网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新闻自由的先锋，随着政府和民间对负面信息的逐渐适应，电视和报刊的自由尺度也会逐渐增大。即使从经济角度、从新闻媒介的生存角度考虑，政府也不得不逐渐扩大它们的自由度，以保住必要的受众群。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仍然将管制新闻，但这种管制会逐渐宽松。这种逐渐宽松的管制在客观上也形成了新闻自由的软着陆。
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也会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接见罢工司机代表时说：“现在有出租车公司的协会，但是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协会，出租车司机这么一个大的群体，今后也应该有个协会组织，经常、有效地来反映大家的诉求，要打通这个渠道。”
重庆市本来有现成的市工会，应该由它来代表重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但我们知道，中国的绝大多数工会组织实际上并不能独立地代表工人的利益，往往只是工人少量业余文化生活的组织者、一些福利待遇的发放者。但改造工会，会有很多困难，原来的平衡状态会被打破，原来的工会官员必须转变思想，从政府或企业的一个下级部门变为工人等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站在政府或资方的对立面上捍卫劳动者的利益。这个转变是巨大的、本质性的，这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会遇到各种阻力。但成立新的出租车司机协会，难度要小很多。
当各种行业的劳动者协会逐渐成立，实际行使起工会的作用之后，劳动者有力量和企业及政府对话时，一个相互制约的机制就形成了。此时再来改造或取消工会，或直接以各行业的劳动者协会的总会取代市工会（换一块牌子），难度就小多了。
总之，虽然中国现在的问题非常多，但是中国没有到崩溃的边缘。民间开始与政府对抗，也恰好说明了人民的成熟。人民不再忍气吞声，而是以暴力或和平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政府积极和正面的回应，也反映了政府的成熟。也许，中国官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反复进行的“冲突-协调-调整”的过程中逐渐找到合适的模式，形成新的稳定的政治结构。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请客吃饭。“群体事件”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之一。
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和谐的三角关系：
老百姓玩不过企业，
企业玩不过政府，
政府玩不过老百姓。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老百姓玩不过企业，
企业玩不过政府，
但老百姓也玩不过政府。
一个和谐的家庭，应该是：
儿子怕父亲，
父亲怕老婆，
老婆怕儿子。
如果儿子和父亲都怕妈妈，或者儿子和妈妈都怕父亲，或者父母亲都怕儿子，这个家庭就必然是不和谐的，必然是鸡飞狗跳的。
（200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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