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一个企业创造的总价值量与它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8-1,“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一个必须慎重使用的结论

  8-2,“劳动生产力提高”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

  8-3,在纵向比较时,如果整个行业各个企业情况一样,“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是成立的

  8-4,在横向比较时,“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不能成立

  8-5,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较大的企业创造的总价值比较多

  8-6,错误的根源在于忘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和具体劳动时间无关

  8-7,联合劳动创造的价值量较大

  8-8,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会带来长期稳定的利润

  8-9,错误理解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后果严重

  8-10,新技术的扩散需要时间和成本

  8-11,经济学不能仅仅研究“可能性”,还要研究“可行性”

8-7,联合劳动创造的价值量较大

  马克思说:“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资本论》,第358至359页)

  如果这是纵向比较,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例如,社会上一共有1200个工人,原来都是分散单独劳动的,现在资本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入工厂集体劳动,虽然产量大大提高,但是因为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大大降低了,因此这1200个工人创造的总价值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大。

  但如果是横向比较,这段话就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社会上原来有2400个工人,来了一个资本家,把其中1200个工人雇佣到自己的工厂里集体劳动,其余1200个工人仍然分散独自劳动。

  工厂里的工人由于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使生产某种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产量大大提高;而独自劳动的工人没有任何变化。由于同样的商品在同一时刻具有相同的价值,而在工厂劳动的1200个工人的产量远远高于分散劳动的1200个工人,所以前者创造的总价值远远高于后者。表8-7可以帮助说明这一分析。

表8-7:联合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比较大

  在工厂劳动的
1200个工人
分散独自劳动的
1200个工人
日期 今天
一天劳动的总产量
每件产品的价值 相等
创造的总价值量

  这一分析表明:劳动和资本结合以后,创造的总价值量提高了。在工厂劳动的1200个工人创造的总价值比较多,是因为他们分工协作、使用机器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所以这额外增加的部分价值是资本的贡献。

  由于资本的存在有利于价值的创造,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好象资本劳动了、创造了价值。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资本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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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会带来长期稳定的利润

  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在工人每天的总劳动时间不能再延长的情况下,资本家可以通过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论》,第347页)

  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意味着资本家能够从工人身上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越多,意味着利润越高。但是,利润的增加必然引诱更多的资本家来投资,引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

  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商品产量增加,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供求状态向有利于工人的方面转变。所以,即使在某些历史阶段、某些地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一种增加利润的方法的确存在,但它不可能是一种稳定的、主要的获取利润的方法。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维持一天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谈到“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时说:“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资本论》,第194页)也就是说,“维持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人会养成新的“习惯”、提出新的“生活要求”,或者新一代工人阶级会有不同于上一代的“习惯”和“生活要求”。

  如果假设一个工人家庭一天的生活资料是5公斤大米,生产5公斤大米需要6小时社会劳动,那么这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是6小时。

  如果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生产5公斤大米所需的社会劳动降低到了3小时,根据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也降低了3个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则相应增加了3个小时。

  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工人生活资料的内容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上述工人家庭每天不仅仍然需要5公斤大米,可能还需要1公斤水果、看两个小时电视,每年平均需要两卷彩色胶卷,平均每五年需要更换冰箱和空调机等等,结果其每天的“必要劳动时间”仍然是6小时。

  因此,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必然下降,需要全面考虑,不能轻易作出结论,否则就会出现悖论。

  例如,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这说明工人阶级生活资料的内容没有变化或者增加得很少;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商品的产量成倍提高了,那么这些商品卖给谁呢?

  如果商品仅仅是卖给资本家,那么,因为销售量的限制,每件商品的平均成本必然很高。例如,如果开采矿山、炼铁炼钢、发明研究改进发动机等等只是为了生产一千辆高级轿车,那么这种高级轿车的价格将达到惊人的数字。只有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也能够购买自行车、摩托车和普通轿车,把开采矿山、炼铁炼钢、发明研究改进发动机等等的成本,分散在大量的产品上,高级轿车的成本才能降低到资本家阶级自己能够承受的水平。

  因此,资本家作为个人,希望自己雇工的工资越低越好,但是他希望其他资本家的雇工工资越高越好,以便买得起自己工厂的产品。而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在工人阶级“生活资料”的内容不断丰富、工资不断提高、购买力不断增大的情况,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才能够使自己的物质享受程度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的经济经济危机也验证了这一点。

  上述结论符合“交换有利于双方”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如果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只有利于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总是吃亏,这种交换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存在“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但并没有否认工人阶级存在“绝对富裕化”的趋势。因此,上述分析和马克思的观点也没有根本的冲突。

  而且,我们对“相对贫困化”的理解不应该限于字面上的理解。“相对贫困化”的实际意义是:虽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资本家阶级提高得更快,这导致了“两极分化”。对“两极分化”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不应一概而论。

  例如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并非富的太富,而是穷的太穷。如果我们通过抑制投资(阻止富的更富)来缩小“两极分化”,将使穷人失去和先进生产力结合的机会,继续贫穷或者更穷(人口增加、生存环境恶化)。

  又例如,交通手段的发展导致一个企业可以向更广大的区域甚至全世界提供产品。企业规模的扩大、投入资本的增加,承担的风险更大,都使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面临更大的挑战,只有绝对值更高的经济收入,才能吸引足够多的人来竞争担任这些角色。而普通工人的重要性不会因为产品远销而提高,所以其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和前者同步。

  至于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财富,不论数额大小,都应该加以打击,而不应仅限于“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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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错误理解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后果严重

  “不用说,采用了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后,在同一时间内,同一产品的数量是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增加了,这是由于关系到具体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从而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了,但是,它并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因为价值量是由凝固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我们不能看到生产出来的产品增多了,就认为多创造了价值,更不能由此得出:‘机器创造价值’的结论。……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而生产同一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产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它的价值也越小;反之,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就越多,该产品的价值倒是越大了。”(陶大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0页)

  上述论述不仅难以和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相吻合,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如果真的是“劳动生产率越低,产品的价值越大”,那么大家就没有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了。

  我们知道,在宏观上,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讨论与否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但是在微观上,有些企业、有些国家领先于其它企业或者国家首先使用先进技术,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中国这种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更有实际意义的、更加应该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横向比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家对本国人民奢谈宏观上的纵向比较,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掩盖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上的横向比较,并且会产生一种误导:“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创造的价值是相同的”,或者:“科学技术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已经证明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价值创造。因此,横向比较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比纵向比较更有现实意义。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多讲横向比较的情况,即:“劳动生产率越高、创造的价值总量就越大,我们应该积极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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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新技术的扩散需要时间和成本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忽略横向比较,是因为它在讨论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时,有一个它认为是不言而喻、因此不必说明的假设: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

  这一假设的基础是另外一个假设:先进技术的扩散没有时间差,也不需要成本,即先进技术诞生后会很快地、无条件地被所有生产者采用;也可以这么说:政治经济学完全忽略了新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时间和获得新技术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马克思说:“……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资本论》,第354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到这个问题时口气也十分轻松:“……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商品的社会价值也就会随之降低。”(袁夏良,赵锦绣:《通俗政治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170页)“当先进技术得到普及后,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此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商品价值相应下降。”(卫兴华,林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78页)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获得先进技术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在原有技术普及的同时,更新的技术又被开发出来,并在部分企业被率先采用。因此,不同生产者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会动态地长期存在。那些积极发展新技术的企业或者国家,在价值生产方面总是优于那些不重视、不善于发展新技术的企业或国家,其差距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越来越大,直至后者被彻底淘汰。

  落后企业或者国家渴望获得先进技术,而先进企业和国家千方百计阻止最新技术被潜在的竞争对手掌握,同时又要把对自己来说已经落后的技术用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去。因此,技术扩散并非一个纯粹技术领域的问题,更非“水往低处流”式的自然过程,在很多场合,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斗争,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国家的指导性经济理论忽略新技术扩散的时间差和获得新技术所需的巨大成本,不仅理论本身会产生偏差,还会使人们不重视本国、本企业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开发工作,而总是把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的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待遇普遍很低,科研和教育经费严重匮乏,但是购买国外技术、即使不太先进的技术时,却总是大把花钱。尽管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但是不能否认经济理论的偏差对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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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经济学不能仅仅研究“可能性”,还要研究“可行性”

  桌上有一杯水,由于地球引力,“水往低处流”,杯里的水完全有可能流到地板上。这是“可能性”;

  但是,由于受到杯沿的阻挡,水实际上无法流出杯子,因此没有“可行性”。

  先进技术从先进企业、先进国家扩散到落后企业和落后国家,存在“可能性”,因为后者迫切需要先进技术;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扩散缺乏“可行性”,过高的价格、政治上的障碍等因素可以象杯沿阻止水往低处流一样,阻止新技术的扩散。更何况很多技术根本不出售,或者说价格等于无限高。所以,在研究中不能过于抽象、过于理想化,不仅要研究经济过程的“可能性”,还必须考虑“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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